这四个“穷中将”，若不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哪个能活到1959年？ 咱们先看看杜聿明。 这位徐州“剿总”副司令，名头响亮吧？可1948年底他在淮海战场被俘时，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这“三座大山”已经快把他压碎了。 那时候国民党的经济烂成了什么样？金圆券就是废纸。杜聿明被俘前，家里甚至惨到因为凑不齐大儿子的学费，逼得孩子心理压力过大，最后服药自杀。这是杜聿明心里一辈子流血的伤口。 蒋介石倒是给过杜家一笔钱，说是给杜老太太做寿，整整十万银元。结果呢？这笔钱在官僚体系里转了一圈，层层扒皮，等到杜聿明夫人曹秀清手里，就变成了蒋经国“补发”的三千块金圆券。 这能干嘛？在当时的上海，这点钱也就够买几斤米。堂堂陆军中将，连治病的钱都没有，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掏不出，这就是那个所谓“精英阶层”的真实写照。 要是杜聿明没被俘，跟着去了台湾，你觉得老蒋能给他治病？ 别逗了。作为丢了东北又丢徐州的“败军之将”，他不被拉出去枪毙顶罪就不错了。等待他的，只有在冷板凳上，拖着一身烂肺和烂腰，在无钱医治的绝望中慢慢耗死。 再看看黄维。 这人在国民党圈子里是个异类，外号“书呆子”。他打仗死硬，做人更硬，从来不搞拉帮结派那一套，更别提贪污腐败了。 他在功德林里有多“穷”？他自己都承认：“要是我还在旧军队里，就算把家当全卖了，也凑不够治我这十年病的医药费。” 黄维身上有五六种结核病，最严重的时候腹膜结核发作，肚子里全是积水，两条腿肿得像象腿。 在旧官场，没钱没势又没了兵权，谁搭理你？看看1947年的“哭陵事件”就知道了。几百个被裁撤的国民党军官，因为活不下去，跑到中山陵孙中山灵前哭诉。那是以前跟着打天下的功臣啊，没利用价值了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掉。 黄维这种脾气，到了台湾也是被排挤的命。一旦没了军权，他连那个稍微体面点的壳子都维持不住。 曾扩情，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听着威风吧？ 被抓之前，他已经是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了。可这个官当得，连手底下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为了吃饭，他把党部唯一一辆破汽车给卖了。 更离谱的是，这位中将为了生计，最后竟然搬去和一个开照相馆的女老板同居，就为了能有口热乎饭吃。 实在走投无路了，曾扩情干脆跑到深山古庙里剃度出家，想当个和尚了此残生。解放军抓他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地辩解：“我都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了，你们抓我干啥？” 还有一个汤尧，陆军副总司令。 这名头大得吓人，实际上呢？他在云南把老蒋最后的家底败光了。进了功德林，战犯是不没收私人物品的，可汤尧穷得叮当响。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得特别生动：汤尧每天就跟在别人屁股后头，满地转悠捡人家扔掉的烟屁股抽。 他身体也垮了，全身贴满膏药，多走几步路都得人扶着。 谁能想到，给这帮人续命的，是他们曾经死活要消灭的对手。 功德林接到的命令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战犯改造好，首先得把人救活。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国内根本生产不了。怎么办？政府专门派人拿着珍贵的外汇，跑到香港、澳门去高价采购。 黄维在回忆录里记得清清楚楚：“我是每天都要打链霉素和青霉素的，每四个小时一针，前前后后打了三百多针。” 除了药，还有吃的。 那时候全国老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甚至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都吃不上饭。但在功德林，战犯们吃的是“特供”：每天有牛奶、鸡蛋，顿顿有肉。 黄维自己说，哪怕是外面最困难的那几年，他的牛奶从来没断过。 这是举国之力在给他们“养老”治病。 杜聿明的脊椎结核需要做石膏模型固定，医生护士围着他转；曾扩情也不用去当和尚了，汤尧也不用捡烟头了，身体慢慢养了回来。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 杜聿明、曾扩情这些名字赫然在列。杜聿明活到了1981年，享年77岁；曾扩情活到了1983年，享年89岁；就连那个病得死去活来的黄维，也活到了85岁。 如果他们没有被俘，咱们推演一下： 杜聿明大概率死于1950年前后的台湾，死因是结核病并发症，或者是被清算后的郁郁而终；黄维可能因为没钱治病，死在某个破落的眷村角落；曾扩情或许真的在某个破庙里，作为一个无名老僧饿死。 那堵高墙，看着是束缚，实际上是保护伞。 它挡住了外面社会的风风雨雨，挡住了旧官场的倾轧算计，挡住了贫病交加的威胁。 更有意思的是，杜聿明特赦后，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回国，周总理还专门请杜聿明作陪。这种晚年的荣耀和安宁，是他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 沈醉后来打趣说：“咱们这帮人，是被共产党强迫着长寿的。” 对于这四个“穷中将”来说，1948年、1949年的那次“举手投降”，不仅仅是军事生涯的结束，更是一次生命的重启。 他们输了战争，但因为对手的胸怀，他们赢回了下半辈子。 这笔账，在这个只有利益算计的旧世界里，是永远算不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