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上海，黄竞武双手被反绑，特务把他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黄竞武拼命挣扎，特务赶紧又铲了更多土，还浇上水，用脚狠命踩踏，直到坑里彻底安静，就在二十多天后，上海解放了。 坑口被抹平的那一刻，郊外并不安静。夜风里夹着潮气，远处偶有车声。黄竞武被押来之前，已经在狱中度过了数日。 保密局的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桌上摊着名单和表格，问题反复出现，内容始终指向同一件事：民主党派的组织情况、银行内部的联络线索。 黄竞武对这些问题心里有数，也清楚沉默意味着什么，但黄竞武没有选择。 在此之前，黄竞武并非一直身处暗处。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黄竞武在父亲黄炎培的推动下，参与民主人士的联合工作，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事务，负责联络、整理材料、对外沟通。 多场会议在不同地点轮流举行，人员来去匆匆，会议纪要常常当天销毁。黄竞武在其中承担的是协调与执行，事情细碎，却牵动全局。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没有选择离开上海。中央银行随机构迁回，黄竞武被任命为稽核专员，日常工作围绕账目、库房、调拨文件展开。 1949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 银行内部出现异常指令，要求加快黄金与外汇的装运速度，目的地并不明确。黄竞武查阅文件后意识到问题严重，这不是正常的金融调度，而是为撤退做准备。 消息在内部悄然流动。黄竞武与几名进步职工多次在夜里碰头，讨论如何应对。装运需要手续，手续需要时间，时间就是阻力。 罢工并非口号，而是精确到每一个环节的拖延。码头的人手不足，清点反复核对，文件反复退回。与此同时，黄竞武通过熟人将情况递给媒体，希望形成公开压力。这些动作并不显眼，却让计划无法顺利推进。 银行之外，黄竞武还在做另一件事。为保证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安全，黄竞武主动提出调换行踪。数日里，黄竞武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故意留下痕迹。 特务的视线被吸引过来，黄炎培得以安全离沪。这个决定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反复权衡。黄竞武知道，一旦被盯上，退路就不存在了。 押解的那天凌晨，车辆驶离城区。同行的人并不多，彼此之间没有交谈。到达郊外后，土坑已经挖好。执行过程很快，没有宣读任何文件。 黄竞武被推下去时，仍在挣扎。 有人后来回忆起这一夜，说空气里有水泥味和湿土味。事情结束后，特务迅速离开，现场恢复如常。几天后，上海城内的金融秩序开始为新的政权做准备，留存下来的资产成为重要基础。 黄竞武的名字并未在当时被广泛提及，但在银行系统、民主党派内部，这个名字很快被记住。许多具体的细节，直到解放后才逐渐拼合完整。 至于那天夜里的最后一刻，没人能还原全部经过，只知道天亮之前，一切已经无法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