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群人民公社的社员围在一起吃大锅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开心的日子可持续不了多久……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冬，严宏昌搓着冻红的双手站在自家破屋前，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他心里清楚，要是再不想办法，来年恐怕全家都得去讨饭。 过去那几年，庄稼年年种、年年欠收，种得多反而吃得少。他不是没干活，但集体分的那点粮，还不够家里七口人吃上几天。他在心里打了个主意，一个大胆、甚至可能惹祸上身的主意。 夜里，他叫来了村里最信得过的17户人家，把一张写满分田承包条款的纸摊在桌上，一句废话没有，只说了：“要是事败，我一人担。” 18个红手印，像烙铁一样按在了纸上。从那天起，每家分地、单干，谁种得好，谁家就有饭吃。 没人敢声张，连家里的孩子都被嘱咐了话：“不能往外说。”严宏昌心里也没底，他知道这是顶风作案。但他也明白，再这样拖下去，小岗村就只剩下荒草了。 “人类一切幸福的源泉在于劳动和奋斗。”这句话，严宏昌当年不见得听过，但他却用行动践行着。 到了1979年秋天，结果让人睁大了眼。村里仓库第一次装满了粮，连国家任务都提前完成了。这不是偶然。凤阳县委得知此事后，调查组来了，没人被抓。 反而没多久，县里决定默许这种做法。严宏昌也没料到，小岗村这一动，竟带动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潮水。 这一年，河南、四川等地也开始效仿，分田到户，农业产量稳步提升。1980年，新华社把这事登了出来，严宏昌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而在广东中山县，黄新文靠承包果园、搞副业，一年挣了一万多块，成了全国第一个被报道的“万元户”。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工厂工人一个月挣一百多已经不错，可黄新文一年的收入是他们十年的。 有人不服，说这样搞不是回资本主义老路？有人看懂了，开始学着干。邓小平出来说话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一下子打消了全国干部群众的顾虑。 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到1978年小岗村分田，再到1980年“万元户”公开报道，22年间，中国农村的路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刻着无数人的勇气和试错。 严宏昌没想过成名，他只是不想让自家孩子饿肚子。但正是这种朴素的愿望，成了改变一个时代的起点。 如今小岗村变了模样，但那年冬天的18个红手印，还压在村史馆最显眼的地方，告诉后人，改变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