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赴阿尔巴尼亚，尖锐地问，“物资支援这么多，打算何时还呢？” 作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他早就通过内部信函，把情况报到北京。他看过地拉那港口堆放的援助物资，也见过落满雨水的化肥袋破裂在路边。 他记得很清楚，阿尔巴尼亚农业部官员还认真地说要给每个农业合作社配上电视机。当时的北京很多居民还没见过电视。 毛泽东收到耿飚的报告后，在文件上写了批示。他不批人，只写了六个字：实事求是，继续查。 那时候的中阿关系是特殊的。1961年，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全面断交。恩维尔·霍查拒绝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转而全力靠拢中国。 苏联撤人断援后，中国立即填补空缺。从粮食、设备到技术人员，几乎无所不援。中国一次性派出数千人，协助建设工厂和交通系统。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纪实》记载，光是1962年，中国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超过10亿元物资。 耿飚到任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技术人员向他抱怨，说项目落地慢、效率低，常常图纸到了，场地还没平整。更有甚者，援建的设备被长期闲置，连电源都没接好。 耿飚骑车实地跑了几十个援助工地，拍了照片，记录下水泥厂运转率不足40%的实际情况。 “援助不是赐予，也不是恩情，是合作。”这是耿飚在报告中写的原话。他并不反对援助，但强调效果和方式。 这份报告在中南海引起了讨论。李先念是最早响应的。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处理过大量财政和物资调度，他清楚哪一笔账是合理的，哪一笔账会拖累国力。 赴阿前，他把近五年对阿援助项目一项项梳理出来，总额高得让他皱眉。他没有带评论，只带了表格和照片。 所以在地拉那谈判桌前，他并不客气。他知道该问什么，也知道对方不会轻易给出实际计划。六个小时的谈判，李先念反复强调“合作基础”与“效益导向”，但谢胡坚持阿方的“平等立场”，对偿还问题避而不谈。 一个民族，如果长期依赖外援，那不叫独立。 回国后，外交部与国务院联合起草了关于调整援外策略的建议案。李先念主张对阿尔巴尼亚援助“逐步减少，转为有偿模式”。 一个国家的援助政策，不该成为对方无止尽的索取，也不能替代其自身发展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