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武术家万籁声在上海与德国拳击家克利比武，克利对万籁声说：“这瘦猴能接住三拳我直接倒立洗头！”而万籁声却说：“咱们擂台上见”，就在上台之时，万籁声提了一个条件。 他原本是被家里栽培成读书人的孩子，从小背《论语》《大学》，后来考进北平农业大学，按理说靠功名出路不算窄。 偏偏他走在租界街头，看见外国人骑马横冲，打了人不用负责，甚至还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书生气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力，胸口那口气越来越难咽。 也正是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他把课本一合，转身走进武馆，先练六合门，再进自然门，十几年把自己从一个读书郎磨成身法灵动、拳腿刚猛的青年武者。 1928年南京国术国考上，他代表自然门出战，面对南北各路拳师，靠步伐与身法连赢数十场，拿下国术状元，连张之江都说他是“活的功夫”。 同一时期，他写出20万字的《武术汇宗》，把南北拳种拆解得一清二楚，这一笔是书生的细致，那一身本事却是练出来的狠劲。 名声渐起，不只是国内武林注意到他，日本人也把他的书译到东京，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好奇中国到底有怎样的拳脚功夫。 真正把他推到民族情绪制高点的，是1930年那场与德国拳击手克利的对决。克利从欧洲来到上海，仗着块头大、拳头重，在租界里连赢几场，嘴上还不客气，嫌中国武师瘦弱，扬言一拳就能干倒。 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场可以炫耀的表演，对当时憋着一肚子气的中国人而言，却是个必须有人站出来应战的场面。于是，已经在南京赛场证明过自己的万籁声，被托付了这份“出头”的责任。 比武当天，一边是肌肉如钢的德国拳王，一边是身形瘦削的自然门弟子，气势看上去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万籁声却先开口，按自己熟悉的路数定下“不拼命、倒地三次算输”的约法，把比赛从单纯比力气，变成比身法与技巧。对外人来说，这是“聪明”的条件，对他来说，只是把双方拉回公平的规则之内。 随后的过程，三个回合、几次闪身借力、几个关键点打，克利一次次重拳落空，反而被扫腿、顶肩、击肋弄得接连摔倒。 等到倒数第三次摔在地上站不起来时，场内短暂安静，接着爆出一片“中国功夫好”的喊声。当年上海的报纸用“扬我国威”这样的词来形容这场胜利，不少看惯洋人趾高气扬的市民，第一次觉得胸口那团火得到一点安抚。 这场胜利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赢了一个德国人，更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的武术不是花拳绣腿，真正用上时，四两照样能拨千斤。 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万籁声后来更坚定地走在“以武救国”的路上，一面在各地开馆授徒，一面写书立说，从国术馆总教头到新中国体育顾问，把自然门那套顺势而行、以柔克刚的理念，一代代传下去。 回头看，他这一生既有书卷气，也有江湖味，从武昌书房走到上海擂台，从被动承受屈辱到主动捍卫尊严，用一身功夫撑起的，不单是个人的成败得失，更是一代人心里那点不肯服输的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