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正在汇报工作，门突然被撞开。李克农冲进来，声音发颤：“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牺牲了？” 1950年春天的北京，李克农第一次在办公室里坐不住。这个从龙潭火线一路走来的情报老手，处理过顾顺章叛变，也熬过白色恐怖，偏偏在儿子身上失了镇定原因只有一个前线的伤亡名单里，再也找不到那位叫李润修的年轻军官。 外人只知道他是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很少有人记得他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那个男孩，1927年出生在上海，本名李伦。 童年跟着母亲赵瑛在上海、芜湖、延安之间辗转，躲特务、住窑洞、上自然科学院的土坯教室，十五岁进延安炮校，十八岁入党。李克农很少在他面前谈职务，却把一句话反复说不要靠父亲的名字活着。 所以到1947年春天，当这位年轻人主动写申请要上前线时，他给自己取回了孩提时用过的名字李润修。调入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榴弹炮团后，他成了一营副营长。那支部队以硬仗出名，训练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在战场上顶住。 孟良崮，他抱着炸药包跟突击队冲在前头。济南战役，他指挥炮连连打七十二小时，拔掉几个顽固地堡。淮海双堆集一线，炮膛卡了哑弹，他抡起铁棍冒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去捅，排险之后又扛着炮战到天亮，连陈锐霆都对粟裕夸这是个不要命的年轻人。 真正让父子命运交叉的，是1950年的舟山群岛。那时国民党退守岛链，解放军必须渡海作战，华东特种兵纵队带着缴获来的美式榴弹炮上了前沿。 潮湿的海风让火炮频频闹脾气，炮班只好在轰炸间隙拆炮修炮。登步岛战斗中，敌机一轮轮俯冲轰炸，阵地被炸塌，通信中断，伤亡不明。 李润修带着炮营封锁敌军退路，自己却在塌方里被埋，爬出来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包扎，而是指挥迫击炮继续压制对岸火力。战斗结束时，他已经重伤昏迷，被抬上担架送往宁波野战医院，登记簿上写的还是假名。 也正是这场岛上恶战，让远在北京的李克农彻底乱了心。过去几年，他刻意与这个小儿子保持距离，不给任何照顾，也不过问部队安排，宁愿让别人只记得一个普通的李润修，而不是李克农的孩子。 可当情报线索断裂，前线传来“特种纵队某营伤亡惨重”的模糊消息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那天，中南海作战室里正开着华东沿海作战汇报会，粟裕指着地图讲到舟山一带。门突然被推开，李克农几乎是冲进屋，压低嗓音又带着颤抖小儿子是不是已经牺牲。 粟裕明白过来，这位情报部长说的，正是那个叫李润修的营副营长。他没有多问，立刻让通讯组向舟山一线、宁波后送医院逐级核查。 几个小时后，电话里终于传来令人稍稍安心的答复宁波野战医院有个重伤员，一直在昏迷中喊开炮。 确认是同一个人后，李克农换上便装，悄悄坐车去了宁波。病房里，左腿缠着厚厚绷带的年轻军官还没醒，手里却死死攥着一截炮栓。 父子分离多年，见面时并没有太多煽情的话。他从兜里拿出一枚刚刚批下的一等功勋章，上面刻着解放舟山群岛几个字，轻轻放到儿子枕边。这一刻，他不是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只是用国家授予的荣誉告诉儿子你不用再藏起自己的名字，你已经凭本事站到了队伍前头。 伤好以后，李伦回到部队，从火线转向军事交通和后勤运输，继续在另外一条战线上打仗。几十年后，1988年授衔典礼上，他戴的是父亲生前留下的上将肩章，而自己胸前挂的是中将军衔。 再往后，他把积蓄捐给延安大学，算是回报当年在黄土高原那几间破教室。2019年去世时，灵堂一侧摆着两张最重要的照片一张是1950年宁波病房里父子合影，一张是授衔时他微微挺胸的侧影。 回头看这对父子，一个把名字埋进情报电文里，一个把姓氏藏在化名后面，谁也没有在对方身上索取特权。父亲担心的是组织会因为自己的职位隐瞒噩耗，儿子坚持的是哪怕立了一等功，单位也只知道有个叫李润修的营副营长。 正是这种刻意抹去血缘光环的选择，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既像千千万万个普通战士，又共同撑起了那一代革命家庭的真正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