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匪首宋殿元带着手下来到一个小村庄，见到有个妇人颇具姿色，命手下拉到房内强奸一夜，第二天还强迫这位有夫之妇拜天地。他的拜把子兄弟觉得他做的太过，他却一点不羞耻叫嚣：我强占的妇女约有300多人！ 1951年春天，保康县城外的公审现场人头攒动。台上那个被绑在刑台上的矮个男人低着头，脸上看不出悔意。主持人念出名字，场下一阵骚动，张北坝上流传多年的恶名总算和眼前的人影对上了，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宋殿元。 他本该只是张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家里穷得打紧，炕席都要用旧布拼补，可父母却把这个独子当宝。小小年纪，他就到处偷鸡摸狗，邻里见了皱眉，母亲反而夸儿子机灵。 成年后，他赌瘾难耐，在小酒馆摇骰子，一把输光一家口粮。父亲托人给他找活路，他三天两头撂挑子不干，还顺手牵羊。直到有一次把家底输得干干净净，父亲怒极，将他赶出家门，他扔下一串脏话头也不回。 战乱给了这个浪子新的舞台。先是混进抗日义勇军，军纪严，他受不了，偷粮、逃训，捱了军棍就趁夜开溜。 后来又被抓去给日本人做苦工，在挖山洞时弄到一支枪，干掉看守，拉着几名劳工逃进山里，自此再也没打算回头。 山里头，他先投靠本地匪首金彪。金彪虽为土匪，却给自家人立过规矩，不许乱杀，不许碰良家妇女。宋殿元一面装出勤快模样，很快挤到二把手的位置，一面暗中盘算自立门户。 不久他设局干掉这个曾经的顶头上司，趁机夺了山头。张北坝上从此多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新匪头。 成了大当家，他把自己的人性也丢得一干二净。哪村粮足畜多，就带人杀去，钱粮牲畜扫荡一空，连破烂棉袄也不放过。有人不肯交东西，他就用自己琢磨出来的酷刑伺候，烧红铁器往身上按，滚烫热水迎头浇，愣是用血和火在坝上种下阴影。 比抢掠更让人咬牙的是他对女人的残忍。每逢出山，只要撞见中意的姑娘或儿媳，他随口就命人拖走。村里人记得最清的一次是1944年深秋，他闯进一座小村，井边打水的年轻媳妇被他看上，当晚就被拖进破屋，哭喊了一夜。 第二天，他还摆上香案，逼着这位有夫之妇当众拜堂。结拜兄弟看不下去，提醒太过分，他反倒仰头大笑，夸自己糟蹋过的女人少说也有三百。 乱世之中，他随时盯着哪股势力占上风。日军在张北横行时，他投靠日本人，当带路党，陪着日军村村扫荡，用熟悉的地形换枪换弹。日本投降后，他立刻褪下伪装，穿上国民党军装，当上骑兵团长，把原先的土匪队伍披上一层“正规”外衣。 名义上是“剿共”，本性却一点没变。1946年，他在刘二营子放出假情报，引诱解放区一支武工队进村，又提前埋伏开火，18名战士倒在雪地里。对张北百姓来说，这只是他无数血案中的一笔。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节节败退，他也自知在张北呆不住，便拖家带口逃往绥远。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大举剿匪，他的队伍被打散，成了孤家寡人。 失了人马，他换了名字，自称王贵，带着四个相貌出众的女人藏到包头，找了个烧锅炉的差事，想躲过风头。可四个女人一起出入，又花钱阔气，很快引起街坊怀疑，匿名举报最终落到公安手里。 1951年4月清晨，干警悄悄包围了他住的院子。宋殿元发现不对，抓起菜刀挟持其中一名女人，大喊让人拿枪来，试图再演一次亡命戏。民警看穿他的虚张声势，抓住空隙冲进屋，将他按倒在地。 押回保康县时，他身上带着枪支、伪造证件，还有几本写满抢劫、分赃数字的账本。公审当天，广场上挤满了受害乡亲，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被夺去亲人的中年人，还有抱着孩子的寡妇。 公诉人一条条念出他通敌、抢掠、杀人、强奸、伏击武工队的罪行，控诉人轮番讲述曾经的血泪，现场的怒吼几乎要掀翻天空。 判决只有一个结局，死刑，立即执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围观的人群久久不散，有人抹着眼泪，有人望着远处的坝上长出一口气。 从被宠坏的赌徒，到给侵略者带路的汉奸，从草莽土匪到披着军装的团长，宋殿元一路踩着血路向前，最后还是倒在人民的审判面前。 乱世可以遮住一时的天理，却遮不住人心的账本。他的一生，也留给后来人一个冷冰冰的结论 心术尽坏的人，再会看风向，再会投机，终究逃不过那声迟到的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