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飞行员王柱书驾机歼敌，一时大意，投副油箱时误把减速伞给扔了，眼看敌机就在眼前，他一个动作竟让他获得了一个一等功！ 1967年6月26日的海南上空，闷热的海风裹着盐味，停机坪上一排歼6安静伏着。16点50分，电话铃骤然炸响，值班员一声命令王柱书双机一等，基地瞬间紧张起来。 不到33岁的王柱书从椅子上弹起，拎着飞行服一路小跑，和僚机一起冲向各自座舱，几乎把平时三分钟的起飞准备压缩到一分钟。 对他来说，这样的紧急起飞并不陌生。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农村少年，在地里干活，后来参加武工队夜里跑联络，再到陆军步兵连练行军打靶，这些经历让他习惯在压力下咬牙顶住。 五十年代被选送航校，他从螺旋桨机飞起，逐步转到喷气式，熟悉高空气象，拆解每一块仪表，掌握歼5、歼6的操作。 调入海军航空兵后，驻地换到海南，他天天顶着高温巡逻南海空域，从沿岸到外海，把雷达上每一块阴影看得门儿清。 也正是这种从地面到海空一点点攒出来的经验，让他对那天的敌情有敏锐感觉。地面雷达报告，美军F4C在领海线附近反复徘徊，时进时出，摆出一副不肯老实的样子。 这型号在当时是公认的第二代战机标杆，最快能飞到2.2马赫，机腹下挂满导弹和副油箱，还有雷达护身。而他脚下这架歼6只能跑1.3马赫，全靠机炮近战，如果照教科书硬拼，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战机加力爬升到一万米左右，远处七八公里外的小黑点越来越清晰，阳光在F4C机身上反出刺目亮斑。指挥所不断更新方位，让他们压在海岸线内侧守着，不给对方钻空子。 就在他准备按惯例抛副油箱、轻装上阵时，紧张中的一滑手，减速伞先从机尾拖着烟飘走，副油箱却还挂在机身上。 这是飞行员最不愿看到的情况，没了减速伞，落地时一点差错就可能机毁人亡，挂着副油箱又让飞机变得迟钝。他愣了一瞬，很快在耳机里打断僚机的惊呼，让对方只盯住敌机。生死关头，他把那份对着陆的担忧压回心底，把全部注意力都压在前面那点光斑上。 这时，他想起平时演练时反复推敲的一个细节，战斗机不一定非要硬拼性能，光线和方位也是武器。 他操纵歼6钻进太阳方向，让自己藏在耀眼阳光背后，在敌机座舱里，后方威胁被刺眼白光吞没。等距离缩短到三百米，他索性关掉雷达，避免引爆对方告警，全凭肉眼配合光学瞄准具，把准F4C的尾翼。 二百五十米，已经是机炮最合适的距离，再近就要冒相撞的风险。他咬牙扣下炮钮，机炮怒吼，火舌沿着航线抹过去，精准削掉了敌机右水平尾翼，紧接着僚机补上一轮火力，F4C当空炸裂，带着残骸砸进榆林以南海面。从发现到击落，不过几十秒钟，装备上的代差被瞬间扳平。 危险并未结束，返航时，没有减速伞的歼6像踩不住刹车的车，越滑越快。塔台声音发紧，他在驾驶舱里却一边复诵着航校老师讲过的数字，一边果断拉杆复飞，绕场一圈圈盘旋，把速度一点点耗掉。 等他再次对准跑道硬生生落下，轮胎和跑道之间蹿起长长烟带，检修结果是刹车片几乎磨成铁屑。 那一战，不只是技战术上的奇迹。长期的巡逻和演习，让他对南海空域的每一条航线烂熟于心，从武工队时代就练出来的耐心和韧劲，支撑他在误扔减速伞这种大失误之后不慌不乱。 歼6并不先进，他却用准确的判断弥补了性能差距，用太阳当掩护，用机炮在超音速对手身上咬下一块钢铁。 战后，他和僚机被记一等功，奖品不过是几本书、一支钢笔和多出来的红烧肉罐头，可在老飞行员眼里，那天真正珍贵的是证明了一件事，装备差不等于只能挨打。 从那次空战起，美机在海南方向的“擦边球”明显少了，海军航空兵把这场战例写进教材，一代代飞行员在教室和模拟机前反复推演当年的每一个动作。 很多年后，王柱书坐在军休所里，翻看泛黄的飞行日志和奖状，偶尔在电视里看到南海画面，他只淡淡说了一句，那天如果让敌机踩过领空线，后面的日子都不好过。 博物馆里那截被炮火撕裂的尾翼，替他把后半句说完，在装备和条件都不占优的年代，总得有人敢顶着失误和风险，把那条看不见的边界守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