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王后索拉娅因无法生育被废后，为了排解心中郁闷，她天天购物四处旅游散心，可最终还是在异国他乡孤独的死去。 离开了德黑兰的王宫，索拉娅住进了巴黎十六区那套能看到埃菲尔铁塔的豪华公寓。衣帽间里塞满了从蒙田大道扫货回来的高定礼服，梳妆台上堆着尚未拆封的珠宝匣子。她像一阵风似的穿梭在瑞士圣莫里茨的雪场、意大利波托菲诺的游艇派对、纽约第五大道的精品店之间。狗仔队的镜头里，她永远涂着鲜亮的口红，戴着宽檐帽，身旁围绕着名流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为她画过肖像，玛格丽特公主邀她共进下午茶。可是午夜梦回时，窗外的霓虹灯映在空荡荡的卧室墙壁上，行李箱上的托运标签层层叠叠，记录着无处安放的漂泊。 你知道吗，那些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灿烂笑容，背后藏着王室医生冰冷诊断书的阴影。1958年春天，当御医第三次确认“陛下无法诞育继承人”时，礼萨·巴列维国王抚摸着她脸颊的手微微颤抖。这个以雄狮自喻的王朝，把女人的子宫当成了国家权力的祭坛。索拉娅的姑母曾悄悄递给她一本波斯古籍，上面用花体字写着：“孔雀的尾羽再美，不能孵蛋便只是装饰。”古老谚语像针一样刺进心里。其实何止伊朗，纵观全球王室历史，从都铎王朝到日本皇室，多少女性的价值被简化为传宗接代的容器？只不过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伊朗，这种残酷戴着现代化的面具，废除一夫多妻制的“进步”国王，转身就将结发妻子变成了政治牺牲品。 有张照片特别耐人寻味：1962年索拉娅在罗马电影城探班，她坐在导演维斯康蒂的折叠椅旁，胶片卷轴在阳光下泛着蓝光。坊间传闻她差点出演《豹》中的公爵小姐，那个眼睁睁看着旧时代崩塌的角色。命运有时候比电影更讽刺，现实中的她何尝不是巴列维王朝这出大戏的注脚？国王再娶的法拉赫王后迅速生下子嗣，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诞辰庆典，德黑兰广场上放飞的白鸽遮天蔽日。而索拉娅在慕尼黑公寓看转播时，电视机屏幕的雪花点像极了那年被废黜时，飘落在纳克什当斯坦王座厅前的樱花花瓣。 她在回忆录里写：“自由的味道原来是机场候机厅的消毒水气味。”这句话剥开了所有浮华表象。所谓“天天购物旅游”哪里是享乐，分明是试图用物质填充生命裂缝的徒劳挣扎。1979年伊朗变天，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消息传到巴黎时，索拉娅正因肾衰竭躺在医院。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当年因她“无用”而剥夺其后位的王朝，最终连王座本身都灰飞烟灭。那些曾经视她为耻辱的保守派，和后来推翻王室的原教旨主义者，本质上都将女性物化为某种符号。区别只在于，前者要的是生产继承人的容器，后者要的是包裹头巾的象征。 晚年她常去洛桑湖边喂天鹅，面包屑从指尖簌簌落下。或许想起了伊斯法罕四十柱宫的池塘，少女时代她曾赤脚趟过清凉的泉水，那时还没有人告诉她，王冠的重量需要用子宫里的筹码来平衡。1999年巴黎深秋，管家发现她倒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手边翻开的相册停留在1956年加冕典礼那页，二十四岁的王后侧身微笑，钻石王冠折射着沙阿王座厅的水晶灯，仿佛整个古老王朝的荣光都凝聚在她微微上扬的嘴角。 如今再看这个故事，早已超越了个体悲剧的范畴。它像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权力结构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现代性转型中的性别伪善、以及全球化流亡者的身份困境。当我们在八卦杂志上浏览王室绯闻时，是否意识到那些被简化为“不育废后”“奢华度假”的标签，抹去了多少历史褶皱里的复杂纹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索拉娅，她们穿着不同款式的华服，在或明或暗的规则里，上演着相似的身不由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