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周养浩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周养浩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这一念头，并不是临时起意。周养浩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整整二十六年。1950年代初被收押后，周养浩与杜聿明、溥仪等人同处一所管理机构。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政策在史料中有清楚记载，采取集中学习、劳动锻炼和政策宣讲并行的方式。周养浩在最初几年里态度僵硬，拒绝在思想汇报中承认过往行为的错误。 《抚顺战犯管理所口述史料》中提到，部分战犯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获释，周养浩并未在列。1960年、1964年两次特赦名单公布时，周养浩仍然未能列入。 直到1975年，第四次特赦启动，考虑到周养浩年近七十、长期关押、身体衰弱，才获准释放。 在管理所学习期间，周养浩不可避免地回想起过去。抗日战争时期，周养浩在戴笠领导下进入军统系统。戴笠主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蒋介石情报体系的核心人物。 周养浩先后担任重庆保防处少将处长，并被派往贵州息烽监狱任负责人。息烽监狱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关押大量政治犯与进步人士，档案资料保存至今。周养浩在该监狱的工作记录中，可以查到审讯、看押、执行命令等职责。 1946年，杨虎城将军被押送至贵州。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共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长期遭蒋介石软禁。 1949年初，国共内战局势明朗，蒋介石决意对杨虎城采取极端措施。根据贵州地方党史资料与《杨虎城年谱》，1949年2月6日夜间，杨虎城及家属在息烽遇害。 周养浩当时为该监狱负责人之一，执行上级命令。此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审理国民党战犯的重要依据。 这些往事，在抚顺的学习班里被反复提及。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后被俘，后来在改造中认识到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溥仪在改造中完成身份转变，并在1964年获得特赦。周养浩目睹这些变化，内心并非没有波动，但多年形成的忠诚观念仍然顽固。 周养浩在一次谈话记录中写道，军统是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机关，周养浩“不能忘本”。这种态度使周养浩在特赦前的评议中始终处于争议状态。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病逝。新华社在大陆发布消息，国际媒体也迅速报道。几天后，周养浩在准备前往香港转赴台湾的途中得知这一消息。 周养浩的愿望与现实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对周养浩的入境问题持保留态度，据香港媒体当年报道，台湾方面以“政治因素复杂”为由未批准。 周养浩滞留香港一百四十天，期间试图联系旧日同僚。军统系统在1946年戴笠空难身亡后由毛人凤接手，1949年后迁台重组为保密局。 毛人凤在1975年前已去世多年，旧部结构早已改变，周养浩难以得到支持。 滞港期间，周养浩的处境被部分华文报纸提及。大陆方面基于人道考虑，为周养浩办理前往美国的手续。1975年晚些时候，周养浩抵达洛杉矶。 美国南加州当时聚集不少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华人，但周养浩在当地社群中地位尴尬。相关回忆资料记载，周养浩晚年生活清贫，身体状况逐渐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