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梁晓声经人介绍与北京姑娘焦丹相亲，谁知一见面梁晓声就对焦丹说：“我每月工资42块5，要寄30块给东北老家。家里五个兄弟姐妹，大哥精神失常得吃药，我自己也因为长期熬夜写作，身体不是很好……” 梁晓声说完这段话后，自己心里也没底。他清楚地知道，北京这地方，条件好的青年成堆，自己连副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手背上的冻疮裂着口子。 这次相亲，只怕又是白跑一趟。他习惯了失败，也不想再演虚假的客套。 眼前这个姑娘静了一会儿，没说话。梁晓声的脑子却已经转回了北大荒。1969年，刚满20岁的梁晓声从北京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年时间，他在泥地里干活、伐木、运粮，还在零下三十几度的风雪中写作。 工余时间，他用小煤油灯记录知青生活，纸张被寒气冻脆，一碰就碎。那年冬天，他第一次咳血，后来常年哮喘，写稿多用胸口压着热水袋。 焦丹那天坐在他对面，说：“你这么说倒让我放心。我以为相亲都得说假话呢。”梁晓声心头一震，他没想到这个姑娘并不嫌弃，反而笑了笑说自己也习惯了节俭过日子。 1983年，梁晓声正式调入北影文学部，那年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常年凌晨四点起床，八点出门上班，晚上回家再写，有时候写到深夜三点。 梁晓声想到焦丹一日三餐的照料，想到自己冻疮未愈仍握笔不止。他不再年轻，但他说：“我要把我认识的人写进中国文学史里。” 那次相亲之后，梁晓声再没提过工资和病痛，他知道，有些担子，两个人扛，比一个人轻多了。那天焦丹说的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我不怕苦，但我怕你一个人扛太多。” 日子不易，可梁晓声始终觉得，能坚持写字，就还没算输。作品写的是别人，其实每一笔，都是自己走过的路。生活没有放过他，但他也没打算让生活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