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姑娘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板一沓钱，没想到老板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这句话落下时，地点是在上海西藏路一带的书寓。张伯驹并未与老板多做争辩，只是收回手里的钱，转身离开。那一夜，他没有再回听曲的雅座，而是沿着街口走了很久。 张伯驹清楚，这不是一笔钱能解决的事，背后牵扯的是权势、旧约与风月场里默认的规矩。 当时的张伯驹，身份并不普通。1935年，他受聘在上海处理金融与文物往来事务，表面是银行事务，私下却在暗中留意即将外流的古书画。 早在北平时，张伯驹便因购藏文物变卖房产，在文物圈内颇有名声。 朋友私下劝过他，乱世之中保全自身已属不易，何必再惹是非。但张伯驹的性情向来如此，遇到不公之事，很难装作看不见。 几天后，张伯驹打听清楚，书寓中那名女子名叫潘素，出身苏州旧族，早年随母亲学过书画与琵琶。家道败落后，被继母卖入风月场。 因不肯接客，只靠弹唱与书画维持，被称为清倌人。张伯驹并非一时冲动，他清楚，潘素身上那股克制与冷静，与一般欢场女子不同。 真正让事情复杂的，是另一层背景。潘素曾被许配给一名国民党臧姓将领。此人得知潘素仍在上海，便动用关系，将潘素看管起来。 张伯驹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潘素连外出买纸笔都要经人允许。张伯驹没有声张，而是通过熟识的文化界朋友暗中周旋，试图找到脱身的办法。 与此同时，张伯驹在北平的处境也并不宽裕。为了收回陆机《平复帖》，他已卖掉部分地产，只剩下必要的生活费用。 1936年前后，上海、北平局势紧张，书画市场动荡，许多文物被洋行盯上。张伯驹一边处理潘素的事，一边还在与外国买办竞价，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转机出现在1936年春。通过友人协助，张伯驹在夜间将潘素送出上海。整个过程极为低调，没有宴席，也没有张扬。 离开时，潘素只带走了一只旧木箱，里面装着画稿与几支毛笔。多年后潘素回忆，那一刻并不觉得解脱，只觉得前路未知，但至少不用再被关在原地。 回到北平后，张伯驹做出的决定更为彻底。 他用重金安置原有家庭关系，正式迎娶潘素。此事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引起不小议论，有人说张伯驹糊涂，也有人说他一意孤行。 张伯驹没有解释，只是继续过着清简的生活，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物收藏与整理之中。 婚后不久，张伯驹发现潘素在绘画上的基础远比想象中扎实。1937年前后，他请来陈半丁、于非闇等画家指点潘素画法，并将自藏的唐宋画卷反复铺开供潘素临摹。 潘素白天作画，夜里整理旧帖，进展极快。 张伯驹曾私下记道：“学画如做人，心正，笔自然稳。” 抗战爆发后，北平局势骤变。张伯驹携家避居，文物随身转移。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绑匪提出可以用《平复帖》等书画抵赎。 潘素拒绝了这个条件，四处筹钱，变卖首饰。八个月后，张伯驹被释放，书画无一流失。这件事在文化界引起震动，却很少被公开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