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他叫陈掖贤，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到家中去探望。因为在此之前，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差点儿饿死。 1970年代末，北京工业学校教研室的一间宿舍里，陈掖贤正在改作业，桌上铺着图纸和公式。他上课不拖堂，板书清晰，讲解透彻，在学生中口碑不错。 但到了月中，陈掖贤总要去财务借点生活费，偶尔吃饭也忘带票。学校领导曾安排他与同事合住，希望改善他的生活状况，但几个月后陈掖贤主动提出分开，理由是“麻烦别人”。 没有人想到，他在精神上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陈掖贤出生在1929年莫斯科。母亲赵一曼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之后回国投入抗战。1935年赵一曼在东北被捕，1936年就义。 临刑前，她在囚车里写下遗书，要宁儿“用实际行动来教育自己”，这封信由亲属转交给陈掖贤后，成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压力。 1950年，陈掖贤被接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来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虽然名义上享有“烈士子女”的身份，但陈掖贤拒绝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写成长信，经由亲属转交到中央。信中批评了“特权”，要求一视同仁。领导人批示后未予追责，只说他是“可怜的孩子”。 但对他来说，幸福是一道解不开的题。他不愿用母亲的名义换来任何便利。 1960年前后，机关食堂因认出他是赵一曼之子，破例给了他一份没要肉票的饭菜，事后他内疚到整夜未眠。 1970年代末，父亲陈达邦因病过世，亲属关系逐渐疏远。陈掖贤仍坚持讲课，哪怕家中电饭锅坏了也不愿开口求助。直到1982年夏天，单位发觉他连续多日未到岗，前去探望才发现噩耗。 “被铭记的，不只是英雄的牺牲，还有那些无法逃离英雄阴影的人。”陈掖贤一生没走出赵一曼的名字，但他的坚守，也构成了这份名字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