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已经调职到厦门大学的易中天，回武汉去看望已退休的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半路上碰到以前的系领导，对方客客气气道：“你走了，是武大的损失，要不你再调回来吧。” 听完这句话，易中天笑了一下，没有接话。几十年前的往事像洪水一样涌上心头。他没忘，自己当年是怎么一个人从武汉大学走出去的，也记得那几年，在武大是如何一边被学生追捧，一边被同行冷眼。 1977年研究生毕业后，刘道玉破格将易中天留校任教。当时正值恢复高考、学术氛围重建之际，易中天的讲课方式在校园里迅速引起关注。 他语言活泼，逻辑清晰，不照本宣科，不卖弄术语，讲历史像讲现场新闻。很多学生站着、蹲着也要挤进教室听他上课。 但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这种“不像学者”的讲法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评论易中天的方式，甚至比他讲课的内容还热闹，有人说他“戏太多”，也有人暗讽他“哗众取宠”。 职称评审连年不过关，有一次，他连外语考试的口语评分都被人做了手脚。那些年，他被称为“万年副教授”，一度成了系里的“异类”。 易中天本可以熬，刘道玉还在位的时候，他日子虽难，也有人护着。但1988年刘道玉卸任之后，情况更糟。他的课被削减了，公开课机会也被安排给其他人。 学生们私下议论，说堂堂易老师连专业课都带不了了。那时候的易中天，写文章也没人审稿，申请项目也没人批。 直到1992年厦门大学文学院主动伸出橄榄枝，说愿意给他独立研究室，自主开课，还有时间写作，他心动了。这不是一步轻松的决定。 他的妻子李华，那时在武汉也有工作；他年幼的孩子刚上小学；离开武汉，意味着生活全部重来。但现实让人不能犹豫太久。 他决定走。 他知道，靠时间等不来机会，机会是自己挣的。到了厦门大学，他如释重负，不再与职称和评审纠缠，一头扎进写作和研究。 1995年起，他连续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性论的文章，引起学界重新关注。他不再仅是“讲得好的老师”，而是有思想、有体系的学者。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百家讲坛》邀请他讲《三国》。在那之前，他只是南方几所高校的熟面孔，《中华史》的稿子刚写个开头。 他几度犹豫，觉得上电视是“出风头”，但栏目组几次上门，说“不是请您讲故事，是请您讲思想”。他试了一次，结果一炮而红。 从《品三国》到《中华史》，易中天用了八年，出了二十多册书，销量过千万。每一本书他都亲自审稿、修订，校对到深夜。 那些年，他一边写作一边应对铺天盖地的争议，有人说他通俗，有人说他浅薄。他不回应。他只是继续写。他说：“讲历史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让人看懂。” 2009年，他婉拒所有电视邀约，搬去江南一个小镇，关闭微博，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华史》后几卷的写作上。他说，写完这些书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这段路。 站在武汉街头，面对当年那位客气的系领导，易中天没说什么，只是淡淡一笑。回厦门的路上，他对朋友说：“想请我回去的人，是不是也想想当年我为什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