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毅然前往香港，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他无法得到美国签证，也不能前往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得知后，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 事情发生时，李景均已经在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那一年春天，李景均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并非一时冲动。 早在数月之前，北京农业大学内部的气氛就已发生变化。随着苏联李森科主义被当作权威理论推广，原本以孟德尔遗传定律为基础的课程被逐步取消。 李景均主讲的群体遗传学被点名批判，系主任职务也被撤下。会议室里不再讨论实验设计与数据，而是反复追问学术立场与背景来源。 李景均清楚地意识到，继续留下来已难以从事正常研究。 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48年，李景均出版《群体遗传学导论》，系统介绍基因频率、遗传平衡与自然选择理论。 这本书在当时的大学里被广泛使用，也正因如此，在新的学术风向下迅速成为争议焦点。有人在会上点名质疑该书“理论来源复杂”，要求作者作出说明。 李景均尝试用实验事实回应，但场面很快失控。那天散会后，李景均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桌上摊着尚未修改完的讲义，却再也提不起笔。 1936年，李景均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学博士，系统学习群体遗传理论。 193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景均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任教，但1941年还是选择回国。那一次回程并不顺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景均与妻子被困香港九龙，物资紧缺，生活艰难。 后来辗转进入内地，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空袭警报响起时，课堂被迫中断，李景均就带着学生转移到防空洞，把讲义一页页念完。 幼子在流亡途中因痢疾去世，这个打击让李景均一度沉默，但并未放弃教学。 正因经历过这些，1950年的离开显得格外沉重。南下途中，李景均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科学讨论不再基于证据，那么研究还有没有意义。 火车穿过华中平原时，李景均没有多说话，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当天日期。那本笔记后来一直随身携带。 到达香港后，现实问题很快显现。由于缺乏有效身份证明，李景均既无法取得美国签证，也无法前往其他国家。 家人临时安顿下来，前途却毫无着落。 正是在这个阶段，远在美国的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得知消息。穆勒长期关注中国遗传学发展，也清楚李景均在群体遗传学领域的贡献。 穆勒随后向美国国务院写信，说明李景均的学术背景与处境，请求协助。信件往返需要时间，而等待本身就充满不确定。 “科学的发展，需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 李景均并不知道信件何时会产生结果，只能在香港一边整理旧稿，一边与少数同行保持联系。那段时间，李景均常提起1948年出版的那本书，反复修改边注，希望有一天还能继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