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南京，长江边的冷风裹着血腥味，钻进保密局阴森的地下室。档案柜上密密麻麻的处决名单，每一张都划着刺眼的红叉，上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字被圈注，旁边标注着“即刻处决”的字样。刑讯室里，烙铁、老虎凳早已烧得通红，特务们擦着枪膛，眼神里满是狰狞，只等南京城外蒋介石的电报一来，就会扣动扳机，让鲜血染红牢房的石板。 这场屠杀的执行者，是保密局行动处处长毛人凤的心腹——沈醉。他已经连续三天没合眼，亲自督办处决事宜，牢房外的机枪阵地都已架设完毕，每挺机枪都对准了牢房的铁窗，只待一声令下。可谁也没想到，搅黄这场血腥计划的，竟是保密局内部负责档案管理的科长——钱树柏。 钱树柏那年36岁，黄埔军校毕业，早年也曾热血报国，可看着国民党越走越偏，屠杀同胞、腐败无能，他早已心生厌恶。三个月前，他在整理被捕人员档案时，看到一位年轻共产党员的绝笔信：“我为信仰而死，死而无憾，只盼山河无恙，百姓安康。” 那字迹里的坚定，狠狠戳中了他的内心。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救下这些无辜的人。 当沈醉把处决名单交给钱树柏，让他整理归档，准备执行时，钱树柏的手都在发抖。他看着名单上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想起他们在刑讯室里宁死不屈的样子，心里的愧疚和愤怒再也压不住。他知道，直接反抗就是死路一条，特务遍布整个保密局，稍有异动就会被察觉。 当天夜里，钱树柏借着整理档案的名义，独自留在办公室。他锁上门，点燃一支烟，大脑飞速运转。突然，他想起沈醉有个习惯——所有重要指令都要经过档案科备案后才能执行，而且蒋介石的电报需要他翻译成密码，再传递给行动队。“有了！”他眼睛一亮，猛地掐灭烟头。 他先找出那份上万名人员的处决名单，用钢笔在关键位置涂改，把“即刻处决”改成“暂缓执行，等待进一步核查”，又模仿毛人凤的签名，在旁边加了批注。接着，他预判蒋介石的电报会在凌晨到达，便提前守在电报室。果然，天刚蒙蒙亮，一份加密电报发了过来，内容正是“批准处决计划，即刻执行”。 钱树柏拿到电报，没有立刻翻译，而是故意打翻了桌上的墨水，把电报浸湿了一角。他装作慌乱的样子，跑去找沈醉：“沈处长，不好了！蒋介石先生的电报被墨水弄湿了，关键几个字看不清，您看这可怎么办？” 沈醉一听，急得跳脚，一把夺过电报，看着模糊的字迹，脸色铁青。 “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沈醉骂道，可也没办法，电报加密等级极高，只有钱树柏能准确翻译，而且墨水已经渗透纸张，根本无法复原。钱树柏趁机说：“处长，不如我发电报回去，请求重新发送？不然贸然执行，出了差错，咱们谁也担不起责任。” 沈醉犹豫了——蒋介石生性多疑，要是执行错了指令，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他想了想，只好点头：“快！立刻发电报，让他们重新发一份！” 钱树柏表面应承，心里却松了口气。他知道，重新发电报一来一回至少需要六个小时，而这六个小时，就是救人的关键。他一边假装发电报，一边悄悄把真实的处决名单藏了起来，又写了一张假名单，把上面的人数改成了几百人，故意把一些已经牺牲的人员名字列在上面。 与此同时，他趁着沈醉不注意，偷偷给城外的地下党组织发了一封密信——他早年曾与地下党有过接触，一直保持着隐秘的联系。密信里写着：“保密局今日将屠害上万同志，速想办法拖延时间，我已暂缓执行。” 地下党组织收到密信后，立刻行动起来。他们组织进步学生在保密局附近游行示威，高喊“反对屠杀，释放同胞”的口号，吸引了大量市民围观，也牵制了特务的注意力。同时，他们联系了驻守南京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晓以利害，让他们出面干预。 这边沈醉正等着蒋介石的复电，外面的游行示威却越闹越大，甚至有将领打电话来质问：“为何要屠杀无辜百姓？难道国民党真的要沦为千古罪人？” 沈醉焦头烂额，一边派人镇压游行，一边催促钱树柏赶紧联系南京城外。可钱树柏故意拖延，一会儿说电台故障，一会儿说信号不好，硬是把时间拖到了中午。 中午时分，解放军的炮火已经逼近南京城，城外传来阵阵炮声，保密局里一片混乱。特务们人心惶惶，有的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再也没人关心处决计划。沈醉看着城外越来越近的炮火，又收到蒋介石“即刻撤离南京”的电报，再也顾不上屠杀，下令：“放弃处决，立刻撤退！” 听到这个命令，钱树柏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趁着混乱，悄悄打开了牢房的部分铁门，对里面的共产党员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快逃！” 牢房里的同志们又惊又喜，在钱树柏的指引下，沿着秘密通道逃离了保密局。 而钱树柏自己，却没有逃跑。他烧毁了所有真实的处决名单，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着解放军进城。当解放军战士冲进保密局时，看到的是一个面色平静的国民党科长，他手里拿着那份被涂改的名单，对战士们说：“我救了他们，也算是为自己赎罪。” 后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