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狠，在于能分利！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是时年24岁的毛泽东发出的慨叹。 湘军最狠的，不是杀人。是算账。 曾国藩定下铁律：每破一城，先抢。 抢来的银子，八成归士兵，两成归将领。攻城前，军官带头冲锋，战死者家属领双倍抚恤。 打下城池，全军放假三日。1854年打下武昌，湘军士兵人均分银50两。 很多人读历史，容易被那些“道德文章”给带偏了。一提起曾国藩，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大都是“理学名臣”、“修身齐家”。连年轻气盛时的毛泽东都感叹“独服曾文正公”。可我们要是把时光拨回到1854年，哪怕曾国藩把道德文章做得再漂亮，也挡不住太平军手里明晃晃的钢刀。 曾国藩能把一支由地主团练拼凑起来的杂牌军，硬生生拉扯成大清帝国的“救命稻草”，靠的可绝不仅仅是《讨粤匪檄》里讲的那些仁义礼智信。说透了，就是他对人性最露骨的算计，以及对利益分配那种近乎冷酷的精准。 当年的大清正规军——八旗与绿营，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就成了软脚虾？根本原因不在于枪炮不行，在于“钱”不到位。那时候国库空虚，绿营兵拿着连养家糊口都费劲的微薄军饷，还得面对太平军那种带着宗教狂热、不要命的冲锋，换了谁也不愿意去送死。 曾国藩是个读书人，但他比谁都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糙理。他给湘军开出的价码，直接就是绿营兵的三倍以上。但这只是基本的安家费，真正能让那些庄稼汉变成嗜血野兽的，是那条不成文却执行得比军法还严的“铁律”：破城之后，准许掳掠。 这八个字，听着就让人后脊背发凉。但在那个乱世，这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驱动力。 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他规定抢来的财物，“八成归兵，二成归将”。拿1854年攻克武昌这一仗来说，那是湘军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战。打下来之后，曾国藩大笔一挥，全军放假三天。这三天干什么？不用明说，大家都懂。事后一盘点，普通士兵人均分到了50两白银。 各位可能对“50两白银”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在清朝中晚期，一个正七品的县太爷，朝廷给发的正俸一年也就是45两左右。一个湘军的大头兵，拎着脑袋拼一次命，直接赚回了县太爷一年的工资。 这种巨大的财富刺激，足以让一个昨天还在地里刨食的农民，瞬间变成战场上最凶狠的杀手。在他们眼里，那高耸的城墙后面哪是什么敌军据点，分明就是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 光有钱还不行，曾国藩还得防着士兵拿了钱就跑，或者战场上贪生怕死。这时候，湘军的第二条“狠招”就来了。 湘军招兵有个怪规矩，不要城里的油滑混子，只要乡下的朴实农民。而且，必须得是“父子兵、兄弟营”。招募的时候，营官大多找自己的同乡、同族，士兵也多是沾亲带故的。 这种血缘纽带，构成了湘军最底层的信任链条，同时也形成了一张最可怕的连坐网。 曾国藩把“结硬寨”的战术与其背后的宗族连坐制度结合得天衣无缝。打仗的时候，你要是敢退缩，害死的就不光是战友，很可能是你的亲哥哥、你的堂弟，或者看着你长大的二叔。这种来自宗族伦理的巨大压力，比督战队手里的鬼头刀还要管用一百倍。 一人战死，全村抚恤；一人逃跑，全家在村里都抬不起头，甚至会被族谱除名。这招简直就是把人性拿捏死了。恐惧与贪婪，这两样东西被曾国藩玩到了极致。 咱们也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就盲目美化这一切。这套体系的阴暗面大得吓人。 特别是到了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的时候，那场浩劫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了报复漫长的围城之苦，更是为了敛财，纵容手下烧杀抢掠了整整七天七夜。昔日繁华的金陵城，几乎被洗劫一空，无数无辜平民惨死刀下。那一刻的湘军，哪里还有半点“仁义之师”的影子？完全就是一群失控的武装暴徒。 这件事，也给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湘军这种“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模式，直接导致了中央军权的旁落。既然朝廷没钱养兵，将领自己找钱养兵，那兵自然就只听将领的，不听朝廷的。后来北洋军阀混战，各路大帅占山为王，根子其实在曾国藩这儿就已经种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