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广州起义，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准备了那么久，动静闹得那么大，怎么三天就败了？过去有说法是敌强我弱，有说法是时机不成熟，这些都对，但总感觉隔着一层，没捅破那层窗户纸。其实这事儿，后来周恩来给了一句话，算是说到了根儿上。他原话是这么讲的：“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 你看，这话说得已经不能再明白了。人家叶挺，那是南昌起义的老总，正儿八经的军事指挥人才，打完第一仗，枪管子还没凉透呢，他就看明白了，这地方守不住，得赶紧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海陆丰去，拉到农村去，那儿天地宽。可他的话不好使，谁的话好使？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这位老兄是德国人，带着十月革命的圣火来的，满脑子都是城市暴动、坚守阵地、建立苏维埃那套经典模式。他指着叶挺的鼻子骂，骂他动摇，骂他胆小，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得进攻进攻再进攻。 结果呢？结果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那样。第二天，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就牺牲了，队伍群龙无首。第三天，在张发奎回援的大军和帝国主义军舰的炮火下，起义军土崩瓦解。几千颗人头落地，广州城血流成河。这不是天意，这是人祸。这是拿着教条当圣经，拿别人的命去填自己那个“理论正确”的坑。 这事儿其实挺让人憋屈的。咱们回头看，叶挺那个建议，才是最值钱的那个。什么叫“拖出去”？那不是逃跑，那是战略转移，是把革命的火种撒出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已经把摊子支起来了，事实证明，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走得通。可那时候，共产国际的威望太高了，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他说的话，你不能不听。哪怕叶挺是对的，哪怕一线指挥员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也得在“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口号下，往前冲。 这就牵扯出一个更深的问题，也是我老琢磨的一个事儿：革命的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之间，到底隔着多少条人命？周恩来后来总结这事儿，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在处理善后的时候，就明确反对李立三那种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把责任全推给下面同志的作法。他说得很公道，批评别人之前，得先想想当时的困难，得看到这场起义的价值。南昌起义是打响了第一枪，广州起义呢？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号，那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虽然败了，但那是“失败了的英勇”。 我有时候想，如果那三天里，纽曼能听叶挺一句话，让起义军主力带着武器和财富，从容地撤出广州城，转移到海陆丰，跟彭湃的农民武装汇合，那后来的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咱们的红四师是不是就能多几个硬骨头？徐向前那时候还只是个小人物，跟着队伍撤出来了，后来成了元帅。可见，火种是有的，就看你怎么用它。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有的只是事后诸葛亮和事前猪队友。咱们现在坐在这儿聊这段往事，不是为了指责谁，也不是为了替谁喊冤。就是觉得，干事儿的人，尤其是干大事儿的人，耳朵根子不能软，脑子不能热。甭管是多大的领导，多权威的理论，拿到咱们这块土地上，得接地气，得看实效。叶挺那天夜里是对的，可他被否了。这种教训，比胜利本身还要沉重。 广州起义的硝烟散尽快一百年了，三条江水日夜流，广州城依旧是那个英雄城。可咱们不能忘了，那三天的血，教会了后来的革命者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得听真话，你得信实事求是，你得让懂打仗的人指挥打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