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那天晚上八点多，李鹏和夫人朱琳匆匆赶到了医院。病房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各种仪器的滴答声像是在倒计时。秘书赵炜趴在邓颖超耳边，轻声说大姐，李鹏同志来看您了。这时候邓颖超已经很难说出话来，但她硬是撑着，用那种沙哑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吐出了两个字：李鹏……这竟是她留给人间的最后两个字。 其实你要是了解这俩人之间的渊源，就会明白为啥临走前她惦记的是他。说起来这事儿得倒回到1939年，那时候李鹏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脑袋上包着纱布，一脸懵懂地站在成都的一个院子里。邓颖超头一回见他，就张开双臂把他搂进怀里，喊着他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那会儿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早就为革命牺牲了，母亲赵君陶忙着搞抗日救亡，这孩子就像个没根的小草，到处飘着。 邓颖超看他脑袋上缠着白布，一问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轰炸成都，孩子做噩梦从床上摔下来磕的。她当时就火了，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说完这话，她做了个决定把李鹏带回重庆养伤。那段时间，李鹏就住在曾家岩周公馆，跟邓颖超一个屋子，一张桌子吃饭。周恩来那会儿去了延安，邓颖超就一个人张罗着给孩子请医生换药，晚上还得哄着他睡觉。 后来李鹏去了延安，每次见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总爱拍着他的背问你还驼背吗。邓颖超就在旁边笑，说兰兰又长高了。这种感情你说它是亲情吧，俩人没血缘关系；说它不是亲情吧，又比啥都亲。李鹏后来在书里特意澄清过，说有人传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不正确。周总理和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我们都叫他们周伯伯、邓妈妈。这话说得明白他们对谁都这样，但正因为对谁都这样，才更显得这份心难得。 1988年邓颖超身体不行了，住进医院。那时候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只要人在北京，就抽空往医院跑。有一次邓颖超还专门让人转告李鹏，说她赞成安乐死，不想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等自己不行了千万别抢救。这话传到李鹏耳朵里，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连死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到了1991年，邓颖超又一次因肺炎住院，这回情况不太好。秘书赵炜私下问医生，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医生迟疑了一下，说有可能，做准备吧。这话听着揪心，但大伙儿都知道，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 所以等到1992年7月10号那天晚上，李鹏赶到病房的时候，邓颖超其实已经在弥留之际了。可她听见赵炜的通报，硬是攒着力气喊出了那个名字。这里头有太多说不出口的话了。她可能想起了那个头上包着纱布的半大小子，想起了在周公馆一起吃饭的日子，想起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当年那个叫兰兰的孩子，已经能撑起国家的事了。 第二天清晨六点五十五分，邓颖超走了，走得很安详。她这辈子没有亲生儿女，可她把太多烈士的遗孤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临终前那两个字，不是什么政治嘱托，也不是什么工作交代，就是一个老人临走时惦记着自家孩子，想再看看他。 人这一辈子啊，到头来惦记的，往往不是那些大道理，而是活生生的人。邓颖超这一生经历了太多大事，可她最后念念不忘的，是那份处出来的情分。这大概就是为啥直到今天，还有人记得那两个字背后的温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