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吴富善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嫂子上下打量：你是三弟？ 那个“三弟”两个字从嫂子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嗓子眼里像是堵了团老棉花。吴富善站在篱笆门外头，手还攥着军帽的帽檐，指关节泛白。他张了张嘴，愣是没发出声儿。离家那年他十八，现在三十七，隔着十九年的炮火硝烟往回看，自己也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 嫂子周春庄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擦了又擦，那双手粗糙得跟老树皮似的，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眼神在吴富善脸上来回地描，像是要从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把当年那个瘦巴巴的半大小子给描出来。 “真是……四娃子？”她声音发颤，叫的是吴富善的奶名。 吴富善这才回过神来，喉咙滚了几滚，憋出一句：“嫂子，是我。” 就这么四个字，周春庄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她没哭出声，就是眼泪止不住地淌，淌过脸上那些刀刻一样的皱纹，滴在脚下的黄土地上。她抬起手，想摸摸吴富善的脸，手伸到半空中又缩了回去，大概是看见他身上的军装，看见他身后站的警卫员，觉得生分了。 吴富善却一把抓住嫂子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那手冰凉的，硬邦邦的，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老茧。他心里头酸得厉害，想起小时候爹妈下地，是嫂子给他纳鞋底，是嫂子在灶膛里给他煨红薯，是嫂子在他挨了打之后偷偷抹眼泪。 “进屋，快进屋。”嫂子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往屋里让，声音打着颤，“你看看我，光顾着哭了，快进屋坐。” 老屋还是那座老屋，土坯墙，黑瓦顶，墙根底下长了青苔。堂屋里头光线暗，就一张缺了腿的八仙桌，几条歪歪扭扭的板凳。墙上挂着的锄头镰刀，跟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灶台还是那个灶台，烟熏火燎的黑乎乎的，灶膛里的火苗子舔着锅底，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红薯稀饭，那股子带着甜味的香气，一下子把吴富善拽回到小时候。 “你哥在地里，我这就去喊。”嫂子说着就要往外走。 “我去。”吴富善拦住她，迈腿就往村外走。 田埂上，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弯着腰在锄草。那人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后背让汗浸得透湿。吴富善站在田埂这头，喊了一声：“哥。” 那人直起腰，回过头，眯着眼往这边看。阳光晃眼，他看不清，只看见一个穿军装的高大身影站在田埂上。锄头从他手里滑落，咣当一声砸在脚面上，他也没觉着疼。 兄弟俩就这么隔着几垄地，一个站着，一个站着。风从稻田上头吹过来，稻穗沙沙响。半晌，大哥才迈开步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走到跟前，他上下打量吴富善，嘴唇哆嗦了半天，憋出一句：“回……回来啦？” “回来了。” “好。”大哥点点头，眼眶红了一圈，又说了一遍，“好。” 那天晚上，嫂子把攒了大半年的鸡蛋煮了满满一锅，大哥翻出一坛子埋在后院树底下的老酒，那是吴富善走那年埋下的，说等他回来喝。酒坛子上的泥封都裂了，酒却还在。兄弟俩就着花生米，就着咸菜，一碗接一碗地喝。大哥话少，喝多了才憋出一句：“爹走的时候，一直念叨你。说四娃子在外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吴富善端着酒碗的手顿住了。爹走的时候，他正在过草地，草地里头全是泥沼，人踩进去就没了顶。他不知道爹咽气那天是个什么天，不知道爹有没有等到他。 第二天一早，吴富善去给爹妈上坟。坟在后山，荒草长得老高，坟前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就一块青石板上头用凿子刻了几个字，日子久了，字都看不清了。他在坟前跪了很久，一句话没说，就跪着。警卫员远远站着，不敢过来。 临走那天，嫂子把家里的干菜、咸肉、花生，能带的都给他往车上塞。吴富善拦着，嫂子不听，一边塞一边抹眼泪：“外头的东西哪有家里的香，带着，都带着。” 大哥还是话少，站在车旁边，把手伸进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吴富善。吴富善打开一看，是一双布鞋，千层底的，鞋底子纳得密密实实。 “你嫂子熬了几个晚上做的。”大哥说，“路上穿。” 吴富善握着那双布鞋，鞋底子硬邦邦的，针脚密密麻麻，一针都没落下。他想起小时候，嫂子在油灯底下纳鞋底，他在旁边趴着看，油灯的黑烟熏得嫂子眼角发红。那时候嫂子刚嫁过来，还是个新媳妇，现在头发都白了。 车开动的时候，嫂子追出来几步，又站住，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拿手捂着嘴。吴富善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看着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村庄，看着那片他光着脚丫子跑过的黄土地，风一吹，什么都看不清了。 说起来，那个年代的亲情就是这么回事，没有电话，没有书信，一分别就是十几年，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可就是这么粗粝的日子，这么简单的牵挂，反倒比现在天天见面、天天视频的亲，还要沉，还要厚。现在的我们，怕是再也体会不到那种“一别经年，再见已是半生”的滋味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