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赓在上海见到了小姨子，多年不见，小姨子出落的亭亭玉立，已长成了大美女，这让陈赓有了个想法，便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小姨子脸通红，说：“可以去见一见，合适的话就和对方处一处！”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上海，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开完一个紧急会议，路过南京路附近一个临时搭起的医疗棚时，他让司机停了车。 棚子里人影忙碌，他本只是顺道看一眼伤员的安置情况，目光却忽然被一个穿着洗白了的蓝布旗袍、正俯身给伤员换药的女军医牢牢吸住了。 那侧影，那低头时脖颈弯出的弧度，像极了一个人。 陈赓眯起眼，看了好一会儿，记忆深处一张黑白照片上的年轻面孔渐渐清晰，她是王璇梅，他牺牲妻子王根英最小的妹妹。 上次见面，她还是个跟着姐姐身后怯生生的小姑娘，一晃十年过去，硝烟与时光已将她打磨成一位沉稳干练的战士，只是眉眼间，依稀还有姐姐当年的神韵。 陈赓没有立刻上前相认，他站在嘈杂的街边，点了支烟。 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战友，第三兵团的司令员陈锡联。 那个在战场上勇猛如虎、被唤作“小钢炮”的悍将，私底下却是个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的汉子。 去年春天，陈锡联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一个才三岁的幼子。 自此之后，陈锡联就像变了个人，除了打仗和工作，生活几乎成了一片荒芜的真空，整个人沉默得让人心疼。 一边是27岁、医学院毕业、知根知底又正值婚龄的小姨子，另一边是34岁、丧偶独居、急需一个温暖家庭的老战友。 念头一旦冒出来，便在陈赓心里扎了根。 几天后，陈赓找了个由头，说带王璇梅去看看部队的新驻地，顺便认识几位老同志。 王璇梅不疑有他，上了吉普车。 车子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处挂着军事地图、飘着茶碱味的指挥部院子里。 推门进去，陈锡联正对着地图出神，见到陈赓突然领着个陌生女同志进来，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司令员，竟然肉眼可见地慌了神。 王璇梅站在门口，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这时，陈赓哈哈一笑，大咧咧地坐下，开始讲起陈锡联当年的糗事，什么在延安学推独轮车连人带车翻进沟里，摔得一身泥半天爬不起来。 这些带着硝烟和尘土味道的往事，瞬间冲淡了尴尬，也让王璇梅看到了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笨拙又真实的一面。 陈赓这才指着王璇梅，郑重地介绍，这是根英的妹妹，学医的，有主见，能吃苦。 初次见面仓促而含蓄。 但陈赓这个“月老”并未罢休，他开始不留痕迹地“督战”。 他“督促”陈锡联主动些，别像个闷葫芦。 于是，向来不懂浪漫为何物的陈锡联，开始笨拙地行动。 王璇梅说起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员的惊险夜晚，陈锡联讲起在大别山雪地里啃冻土豆的艰苦岁月。 没有花前月下，只有朴素经历的交汇，却在彼此眼中看到了相似的坚韧与光亮。 感情在战事的间隙里悄然生长。 这年八月，随着部队向大西南进军，两人的关系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婚礼在武汉举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陈赓作为介绍人兼男方家长，端起酒碗，只说了四个字：“亲上加亲！” 但坐在主位上的陈锡联和王璇梅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羞涩，有坚定，更有对未来的期许。 战事催人，婚后并无多少安闲时光。 陈锡联继续挥师西进，王璇梅背着药箱跟随野战医院辗转。 两人常常分隔在不同的山头，靠偶尔捎来的书信传递讯息。 直到1950年，陈赓在云南剿匪途中特意绕道去看望他们。 他推开那间简易农舍的门，看见王璇梅正抱着陈锡联前妻留下的那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喂饭，手指轻柔地擦去孩子嘴角的米粒，眼神里的温柔几乎要溢出来。 陈赓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打扰。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当初那个念头，结出了最坚实的果实。 陈锡联后来成为新中国炮兵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璇梅则彻底褪去少女的青涩，成为他身后最沉静的支持者。 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将前妻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用医学知识细心照料家庭。 她随着丈夫南征北战，在重庆，陈锡联担任市长期间，她拒绝任何特殊待遇，穿着白大褂在基层诊所和难民点为人治病。 别人议论起来，她只是平静地说，自己是医生，这是本分。 他们的婚姻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经历了时代所有的风风雨雨。 一九九九年，陈锡联逝世。 二零一零年，王璇梅以一百零二岁高龄去世。 如今回望，陈赓那次心血来潮般的做媒，远不止成就一桩婚姻那么简单。 它像是那个激荡年代的一个缩影，一种特殊的情感模式。 主要信源：《陈赓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