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一九六四年的夏天，甘肃酒泉的戈壁滩上，热浪蒸腾，连远处的祁连山影都在热气中微微晃动。 在这片寂静而荒凉的土地深处，一群人的心却比这天气更加焦灼。 他们围在东风二号导弹的图纸和数据前，眉头紧锁。 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经过反复计算，这枚承载着太多期望的导弹，射程达不到设计要求。 问题出在燃料上。 导弹的燃烧剂用的是酒精，氧化剂是液氧。 在理论计算中，两者的配比和总量应该能支撑导弹飞抵目标。 但现实情况是，酒泉发射场地处内陆，夏季白天的气温极高。 高温导致贮罐中的酒精受热膨胀，密度发生变化，实际加注量虽然达到了容积标准，但总质量却与预想出现了偏差。 更麻烦的是，高温环境对发动机的工作效率也产生了微妙影响。 几个因素叠加，最终反映在纸面上，就是那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射程差了一点。 如何补上这点差距？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资深专家们讨论热烈。 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很快形成，既然推力不够，那就增加燃料，特别是增加助燃剂，让火焰烧得更旺，推着导弹飞得更远。 这时，一个坐在后排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他叫王永志，那年二十九岁，军衔中尉，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不久，在满屋子鬓角染霜或经验丰富的专家中间，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 他声音不大，但话说得清楚，不能再加注燃料了，一滴都不能加。 不但不能加，他认为，应该从导弹里泄出大约六百公斤的酒精燃烧剂。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会议室里先是一静，随即响起一片压低音量的哗然。 有人觉得这年轻人简直是胡闹，射程不够还减少燃料，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在注重资历和经验的氛围里，一个年轻后辈提出如此颠覆性的反面意见，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王永志知道，自己的建议听起来违反直觉。 但他更清楚，专家们“加燃料”的思路，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物理限制。 导弹的贮箱容积是固定的，已经加满了，所谓“多加”在工程上难以实现，除非重新设计贮箱，那将是耗时数年的巨大改动。 他仔细核算了各种参数，发现如果适当减轻起飞重量，也就是泄出部分多余的燃烧剂。 导弹就能在现有发动机推力下，获得更高的加速度和更优的弹道。 那“多余”的六百公斤，在高温环境下，非但不能提供应有的能量，反而成了需要额外耗费能量去驮着的“死重”，成了拖累。 在会议室里争取支持是困难的。 王永志决定直接去找现场的最高技术负责人钱学森。 他知道，只有钱老有这样的威望和眼光，能够拍板进行如此颠覆性的尝试。 钱学森当时正对着堆积如山的图表和数据沉思，射程问题同样困扰着他。 他耐心地听完了这个年轻中尉的陈述，接过了那叠写得密密麻麻的计算稿。 他没有因为建议者的年轻而忽视，也没有被结论的反常所迷惑，而是沉浸到那些公式、参数和推演逻辑中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办公室里很安静。 最终钱学森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钱学森做出了决定按王永志的方案办，泄出六百公斤燃烧剂。 这个指令下达时，依然让许多技术人员感到惊愕和不安，但钱学森的权威和对技术的判断力，使得指令得到了执行。 操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庞大的导弹贮箱中，精准地泄出了规定重量的酒精。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东风二号导弹矗立在发射台上。 随着点火指令下达，巨大的轰鸣声响彻戈壁，导弹尾部喷出炽烈的火焰，拔地而起，直刺苍穹。 导弹沿着修正后的弹道稳定飞行，最终，遥测数据传来，准确命中目标！ 那一刻，大厅里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地拥抱，眼眶湿润。 王永志站在人群边缘，望着屏幕上成功的数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百感交集。 这次成功，不仅意味着一枚导弹的诞生，更验证了一种思维路径的可行性。 这件事，成为了王永志科研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也让他获得了钱学森的深厚信任。 此后他陆续承担起更重要的职责，最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将他那份敢于逆向思考、精于系统计算的才能，贡献在了更宏伟的航天事业中。 主要信源：科技日报《追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