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粟裕刚吃完午饭，正坐在椅子上歇口气，突然听见随员跑进来报告：“有个从江西来的老同志，叫陈兴发，说要见您。” 一九七七年，北京的一个普通午后，阳光透过窗户，在粟裕大将家的地面上投下安静的光斑。 这位身经百战、以冷静果敢著称的将军，刚用完午饭，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时常侵扰着他。 这时随员走进来，轻声报告说，门外有一位从江西来的老同志，名叫陈兴发，执意要求见他。 粟裕手中原本轻握的茶杯盖子，失手掉在了桌面上，他猛地睁开眼，身体前倾，紧盯着随员，仿佛要确认自己是否听错。 陈兴发？这个早已镌刻在心底烈士名册上的名字，这个被认定牺牲了整整四十二年的名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的脑海中瞬间电闪雷鸣，时光急速倒流，一下子被拉回了浙南那阴雨连绵、血火交织的深山密林。 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挺进师处境极为艰难的一次战斗，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战斗异常惨烈。 时任营长的陈兴发，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率部死守阵地。 在一次反冲锋中，战士们亲眼看见，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部位，血当场就喷了出来，人重重倒地。 在那种缺医少药、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头部受到如此重创，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 战斗结束后，部队被迫迅速撤离，未能带回他的遗体。 后来清点人员时，“陈兴发”这个名字被列入了阵亡名单。 然而这个句点，在四十二年后，被一个活生生的人抹去了。 粟裕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快步向外走去，甚至顾不上整理一下衣襟。 推开院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头发花白凌乱，背有些佝偻，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裤上还沾着旅途的尘土，手里拎着一个简单的包袱。 老人脸上皱纹深刻，最触目惊心的是左眼，那里只剩下一个深陷的窟窿。 但粟裕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眉宇间的轮廓，那站姿里残留的军人痕迹。 这位“死而复生”的陈兴发，有着一段堪称奇迹的经历。 当年那颗子弹确实几乎要了他的命，他昏死在战场上，被后续打扫战场的敌人和自家部队都误认为已经牺牲。 然而，他竟凭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在冰冷的雨夜中恢复了微弱的呼吸。 后来，被附近上山寻找物资的当地老乡发现。 老乡冒着杀头的风险，将这位气息奄奄的红军伤员偷偷背回家中藏匿起来。 没有药品，没有医生，全靠山里采来的草药和民间土方，加上老乡一家小心翼翼的照料，陈兴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但严重的伤势让他昏迷了很久，醒来后部队早已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伤愈后，他试图寻找队伍，但山河阻隔，音讯全无。 加上敌人搜捕甚严，为了不连累救命恩人，他只好隐姓埋名，在江西的农村扎根下来。 他烧掉了能证明身份的所有东西，彻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种田为生。 他娶妻生子，像无数中国农民一样，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经历着时代的变迁与生活的艰辛。 他只是把那段烽火岁月，和那个叫“粟裕”的首长的知遇之恩，深深埋在心底。 直到一九七七年，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的陈兴发，感到时日可能无多，埋藏心底几十年的愿望变得无比强烈。 他想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如果可能，再见一见老首长。 他靠着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路费，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几经辗转，多方打听，才终于找到了粟裕的住所。 在那个下午，将军的客厅里，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 两位老人相对而坐，粟裕急切地想知道这位老部下“消失”的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陈兴发则用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平静地讲述着，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他讲得很简单，没有渲染曾经的苦难，也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辛。 他反复强调，自己这次来，绝不是为了寻求照顾，只是想了却一桩心事，看看老首长身体是否安康。 看到首长一切都好，他心里就踏实了，再无遗憾。 陈兴发在北京没有久留，几天后便执意返回江西老家。 临别时，粟裕紧紧握着他的手，两位老人相顾无言，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次重逢，对粟裕震动极大。 他后来通过组织，核实并恢复了陈兴发应有的历史身份与荣誉。 陈兴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生命坚韧的奇迹，更是一面映照出那一代人精神底色的镜子。 他的存在与归来，像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提醒着我们，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名字曾被铭记，又有多少这样的名字曾一度被尘封。 主要信源：陈兴发，《红色战士：陈兴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