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吴奇伟，在长征时整整追了红军两万里，却1949年10月1日，被毛主席热烈欢迎，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891年，广东大埔县一个普通农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吴奇伟。 那时的中国，帝制将倾，山雨欲来，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农家子弟未来的人生轨迹，会缠绕进二十世纪中国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之中。 更上演了一出从“追剿者”到“座上宾”的传奇戏码。 吴奇伟的军旅生涯始于那个军阀混战、豪杰并起的年代。 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毕业后投身军旅。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在以“铁军”著称的第四军中任职，从团参谋长一路干起。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他与团长黄琪翔协同指挥，率部猛攻，为击败军阀吴佩孚立下战功。 凭借战功和一定的派系关系，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稳步晋升，到三十年代初，已官至军长。 对于那个时代的职业军人而言，服从命令、积累战功、寻求晋升，是再自然不过的路径。 然而，历史的车轮驶入了1930年代，国共之间的生死较量成为主线。 吴奇伟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层骨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1934年秋，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吴奇伟奉命率部从江西出发，一路向西追击、堵截。 他的部队跟着红军的足迹，穿越湘西，进入贵州，沿途设卡阻击。 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追击，持续了整整两万里，双方多次交手，红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在当时的吴奇伟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场他必须完成的军事任务，是身为国民党将领的职责所在。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个人的角色往往因时而变。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山河，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内部的纷争不得不让位于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奇伟展现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担当。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率第四军驰援，在嘉定、罗店一线与日军血战，所部因顽强作战被誉为“铁军”。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指挥了至关重要的万家岭战役，以十万兵力巧妙包围日军第106师团，经激战歼敌一万三千余人，取得了一场振奋全国的大捷。 此后在南浔线、在鄂西，他指挥部队屡挫敌锋。 这段烽火岁月，让他赢得了“抗日名将”的声誉，也让他和无数中国军人一样，将热血洒在了保卫国家的战场上。 抗战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道路选择。 内战阴云重聚，吴奇伟的内心却产生了变化。 或许是对国民党政权日益严重的腐败与失去民心感到失望，他一度辞去军职，回到广东闲居。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历史的契机悄然出现。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忘记这位在抗日战场上立过功的将领，通过他的同乡、旧部等多种渠道与他接触，阐述时局与主张。 吴奇伟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与不可挽回的败局，也看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新生力量与人心所向。 1949年，决定性的时刻到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失，全国解放大势已定。 当年5月，在广东东江地区，吴奇伟与李洁之、曾天节等粤军将领，毅然率领保安第十三团等部队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站到人民一边。 他们的起义，加速了华南地区的解放进程，扩大了闽粤赣解放区。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专门致电，对他们的义举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 于是，1949年10月1日，那个永载史册的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个让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颇感意外的身影。 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吴奇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他站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一刻，距离他率部在贵州山区追击红军，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从曾经的战场对手，到如今的共建者，这其中的个人抉择与时代变迁，令人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被委任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 他的人生后半程，与许多在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样，获得了新的起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回顾吴奇伟的一生，就像阅读一部微缩的近代中国军人史。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人的道路并非一成不变。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