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骂名。可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徐会之当年自首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令人感动的真相。 徐会之这个人，湖北黄冈人，1901年生，家里穷，父亲早死，从小靠外婆家养活。早年读黄州新式小学和中学，1919年考进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工业技术。那时候社会乱，他接触到进步思想，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他也掺和过。1924年国共合作，他被包惠僧推荐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同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用国民党军官身份干地下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黄埔毕业后，他先在教导团当党代表，北伐时调到李宗仁的十五军做政治部科长，后来升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事变后他离开部队，去京津搞地下。1928年二次北伐，他当天津特别市公安局特务大队长，用这个位置掩护。1931年黄埔同学会事件，他跟邓演达一起被抓，邓演达被杀，他因为军校资历和能力被蒋介石留意，没立刻处死，转而重点监视。从那以后他表面归顺，先后当保定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副主任，还编《中国军人》月刊，在国民党政工系统混得风生水起，被归为“四大政工”之一。 抗战时候，他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当副主任，后来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跟吴石合作很多，关系铁。抗战胜利后当汉口市长，管市政，顺便掩护地下活动。1947年后陆续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总统府中将参军，在国民党高层转悠，表面听蒋介石的，实际给党传递情报。1949年重庆解放前后，他跟中共地下线接上头，接受任务。1950年初从香港坐船去台湾地区，任务是接替吴石被捕牺牲后的空缺，重建情报线，收集军事情报，顺便试着策反关键人物。 1950年3月徐会之到台北，用黄埔一期同学身份混进旧关系圈，目标直指彭孟缉。彭孟缉当时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管岛内清查治安，对蒋介石死忠，手段狠。那时候蔡孝乾叛变，吴石等人已经被枪毙，岛上白色恐怖正猛。徐会之到后几次接触彭孟缉，利用同乡关系拉近距离，但没多久就发现被跟踪，特务盯上了，行动受限。 他反复掂量后，1950年6月找黄埔同学、国防部次长袁守谦递自首报告。在牢里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潜伏的，交代部分经历，表现得很悔恨，还掉眼泪。供的内容看着很全，其实全是套路：重要时间点写模糊，用缩写代号代替真名；说到台湾地区军火基地建设，故意把年份拆开、方位改动；行动时间点提前或推迟几周，地点报错方向。这些情报把国民党搜捕方向带偏，给其他地下同志留出撤离空隙，好几个人借这个机会跑回大陆，把情报带回去。 他还借交代的机会，点出彭孟缉一些言行细节，放大蒋介石的多疑。蒋介石本来就疑心重，身边政工系统早有疑点，这一搅和，国民党高层又开始新一轮互相查，人人自危，分散了注意力，进一步帮同志们争取时间。 这个自首短期把敌人骗住了，目的达到了，但代价也大。国民党把徐会之当成高官投共的典型，初审想判有期，蒋介石亲自过问，认为他到台湾三个月没早自首，下令严办。案件上报，防务部军法局搞高等军法会审，余汉谋当审判长。公设辩护人说他是心向政府，虚与委蛇，没真搞策反，但蒋介石坚持高级将领临危投共必须重判。1951年11月13日黄杰呈文，蒋介石批“应即枪决可也”。11月16日改判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财产除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1951年11月18日早上，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徐会之51岁。他临刑前提了三点要求：面朝北方安葬，能看见汉口方向；保留军装；自来水笔和打火机留给义女彭少薇，其他东西给义女父亲彭克宝，还把自作诗词托付袁守谦保管。枪响后尸体由同学许忠五领回，骨灰安葬。遗物彭少薇领走。 徐会之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叛徒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老地下党员突然自首，还交代情报。直到后来档案慢慢解密，自首报告里的模糊日期、错位细节、误导痕迹被看出来，大家才明白这是场拿命换同志安全的阳谋。他用自己一条命，保住了部分地下力量，让情报线没彻底断，给隐蔽战线留了后路。他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算准了代价和收益，用最惨烈的方式完成了任务。这种事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把命搭进去，换别人活下去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