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令，必要时候处决监狱里的共党，这个时候一名国民党检察官站了出来，四处为共党求情，离谱的是，国民党内部居然没有一人怀疑他是共党…… 杨兆龙这个人，江苏金坛人，1904年生，家里条件一般，从小就靠自己读书。早年进燕京大学，后来转到东吴大学法学院，1927年拿了法学士学位。毕业没多久就在上海地方法院当推事，一边办案一边在上海法政学院教书。那时候他办案就特别死板，只认法律条文，不看人情。1934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当年就读完，论文写的是中国司法制度的比较研究。之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学了大陆法系那一套。回国后他在上海法政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等好几所学校当教授，教比较法学、国际法，精通好几门外语，还把联合国宪章翻译成中文，在法学圈子里算有地位。 抗战后期，他进了司法部刑事司当司长，负责起草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条例。1944年他主持战犯罪证调查室，带着几百人收集日军侵华罪证，整理了三十多万件材料，这些东西后来直接送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他审材料特别严，证据不够的一律不放行。1948年底国民党司法系统把他推上去当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其实他不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看中他办事死板、只讲规矩，认为这样的人放在检察长位置上能让司法看起来还算公正。 1949年初，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北岸，国民党眼看守不住江南了。蒋介石从溪口直接下手令，说一旦解放军渡江，就要把监狱里关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全部处决，目的是最大限度制造破坏。这道命令传到下面，保密局、军统这些系统开始准备执行名单，监狱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杨兆龙知道这个事后没跟着走。他通过妻子沙溯因和小姨子沙轶因，跟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地下组织的人找他谈了几次，他同意利用职务帮忙。 他先去找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张知本跟他关系熟，以前一起在立法院搞过宪法起草。杨兆龙把情况说了，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释放政治犯的动议。会上反对的人不少，但张知本硬顶着，最后以微弱多数过了。行政院出了训令，杨兆龙马上拟具体办法。接着他飞到广西找代总统李宗仁，当面陈述释放政治犯能显示和平姿态，有利于谈判。李宗仁同意，在通令上签了字。杨兆龙拿着文件回南京，用代电形式发到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司法机关，要求立即执行。 各地接到命令后开始放人。南京首都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苏州监狱这些地方陆续打开大门，关押的教授、工人、学生一批批走出来。全国加起来放了大约一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那边没人怀疑杨兆龙是共产党，主要因为他平时形象太固定了：对谁都不讲情面，办案只认证据，从来不徇私。蒋介石信任他这种“迂腐”作风，其他人也就觉得他就是个纯粹的法律人，不会往共产党那边想。他利用这个信任，把释放的事推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杨兆龙选择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他把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完整移交给军管会。1950年他调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当院长，同时在南京大学挂教授名，继续教书，参与一些司法方面的讨论。1952年后他开始受审查。1957年因为发表文章谈立法问题，被划成右派，离开教学岗位。1963年他和儿子一起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他得到特赦，那年已经71岁，身体很差，出狱后住在女儿家，地方小，生活条件艰苦。1977年他脑血栓，瘫痪了。1979年4月1日因为脑溢血去世，享年75岁。1980年他的案子平反，宣布无罪，恢复名誉，家产也发还了。 杨兆龙这事放到当时的环境看，挺特别。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关键时刻做了这件事，救下很多人。国民党内部没人怀疑他，恰恰因为他太像个“老古板”了，只认法不认人，这反而成了保护色。事后看，他的举动确实帮着保留了不少人才，对后来新中国司法建设也有间接贡献。他自己后半辈子却过得艰难，晚年基本是在病痛和贫困中度过的。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人一念之间，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自己却没落得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