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吉鸿昌被杀，妻子花了8万大洋赎回他的遗体。不久后，妻子竟睡大街、吃垃圾，最后直接失踪了。不料，15年后妻子竟然出现在开国大典上……
吉鸿昌出生于山东，少年时代在父亲开的茶馆中帮忙，生活虽普通但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由于年轻时的冲动和对现实不满，他选择了离开家乡，投身于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很快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营长。
吉鸿昌的军事生涯并非单纯追求个人荣誉，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意识到国家的危机，这使得他的抱负逐渐转变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民族责任感。在抗日战争期间，吉鸿昌已显露出其不仅为个人荣誉而战，更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战的坚定立场。
后来，他因拒绝蒋介石的命令攻打红军而遭到排挤，被迫流亡国外。在国外的流浪生涯中，吉鸿昌深切体会到中华民族受外国人轻视的屈辱，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他在海外时，吉鸿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了秘密的地下工作。
吉鸿昌回国后，由于身份暴露，很快被国民党政府捕捉。他在狱中所写的信件充满了对家人的关怀与对理想的执着。
1934年，面对死亡，吉鸿昌在前往刑场的路上写下了哀怨而坚定的绝命诗，表达了他对国破家亡的无尽悲愤及对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怀。他的死，是坐着面对枪口而死，以壮士断腕的气概赴死，成为了民族英雄的象征。
胡红霞自丈夫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牺牲后，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吉鸿昌在被逮捕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死讯传来时，胡红霞不仅失去了爱人，还要独自承担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重担。
在得知丈夫牺牲后，胡红霞曾企图从当地警署取回吉鸿昌的遗体，却遭到了索取高额赎金的无理要求。在那个物价低廉的年代，八万元大洋几乎是天文数字。根据《中国民国史事日志》（刘国铭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五个大洋就能买到一名佣人，由此可见警署的要求之苛刻。
胡红霞面对此绝境，她毅然决然地抵押了家中的房产，这栋房子不仅承载着家庭的回忆，也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礼物。
最终，胡红霞用这笔钱赎回了丈夫的遗体，并决心将他安葬在河南的家乡，在那个交通不便，战火频发的年代，胡红霞带着孩子和丈夫的遗体从北平回到河南。
即便在丈夫被安葬后，胡红霞的生活依旧困难重重。她的一举一动被国民党的特务紧密监视，甚至连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无法保持私密。胡红霞为了保护与她联系的党内同志，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包括装疯走街，最终借助党组织的帮助，化名逃离至异地。
在隐姓埋名的十余年中，她一边教书，一边默默抚养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胡红霞并未选择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尽管她有机会做出改变。多次遭到求婚的建议，但她坚定地拒绝了这些提议，心中只有已故的丈夫吉鸿昌。
胡红霞的青春逐渐消逝，但她得到了一种慰藉：看着自己的子女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成年人，这让她感到没有辜负丈夫的嘱托。1949年，随着中国新政权的建立，胡红霞得知解放的消息，带着丈夫的遗照，在女儿的搀扶下，前往军管会，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时隔多年，胡红霞在军管会重遇旧日的知己王世英，吉鸿昌的故交好友。王世英曾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吉鸿昌紧密合作，两人共同在天津进行革命活动，深厚的友谊从那时便已埋下。吉鸿昌牺牲后，王世英一直记挂着这位战友的家人。
了解到胡红霞多年来的艰苦生活后，王世英感动落泪，立刻安排帮助她和孩子们改善生活条件。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提供了相应的生活和住房支持。胡红霞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安宁和温暖。
此后，胡红霞作为烈士遗孀，受邀出席开国大典，这不仅是对她丈夫牺牲的认可，也是对她个人多年坚持的嘉奖。在新中国成立后，胡红霞担任大学教授，继续教书育人，并在各种报告会上分享丈夫的英雄事迹，影响和激励了无数听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红霞的健康日益衰弱，但她的精神和遗志由女儿吉瑞芝继续传承。吉瑞芝，继承了母亲的文学天赋，成为了作家，并出版了关于父亲吉鸿昌的传记，广受好评。
1971年，胡红霞因病去世，她的追悼会在天津市政府的组织下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