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赴刑场，身为监刑的蒋鼎文出于旧情，特地命人给他送来酒菜，而陈仪却冷静地摇了摇头：“不必如此，如果你真的想念旧日情谊，那就给我个痛快，一枪打在我的头上！”
蒋介石每次下野，似乎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杀一个人来泄愤。1949年，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下野，这一次受害者是国民党元老陈仪。蒋与陈仪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以至于蒋介石对一个已近古稀的老人还要痛下杀手？
陈仪早年就读于杭州的求是书院，后来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开始在日本求学，先后进入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野战炮兵射击学校等地学习。
宣统三年（1911年），陈仪从日本毕业回国，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参与了光复运动，并在绍兴和杭州等地展开了革命活动。很快，陈仪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代表，参与了商讨建立共和政府的会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陈仪所在的浙江也开始了起义，他先后担任了浙江的第二师师长和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等职务。当时的蒋介石则还只是陈其美的小弟，担任上海地区的团长。北洋军阀孙传芳控制东南诸省时，陈仪曾在其麾下担任浙江省长。然而，孙传芳治下的浙江并没有显著的变化，陈仪对孙传芳的失望与日俱增。
1925年6月，江北奉军进入上海维持治安，孙传芳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到10月，孙传芳以秋操为名发动了战争，驱逐奉系军队。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浙军在孙传芳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奉军被迫退至江北，战斗一度陷入胶着。
在这一过程中，陈仪作为浙军的高级将领，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了不少重要战役的指挥。11月8日，五省联军成功攻占徐州，战事告一段落，陈仪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负责防守徐州，确保战略要地的安全。随着1926年国民党北伐的开始，陈仪果断决定加入国民党。
1950年6月18日，烈日当空，台北市的一处刑场却格外冷清。一辆军用吉普车缓缓驶入，车上押送着一位身着整齐军装的男子，这位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上将陈仪。
两个月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仪被以＂通敌叛国罪＂判处死刑。消息传出，顿时轩然大波。何应钦、顾祝同等一众旧部故交四处活动，希望能为他申冤，却始终无法撼动蒋介石的决定。
而今天，就是陈仪行刑的日子。押送他的，正是他的昔日同僚蒋鼎文。蒋鼎文虽然奉命监斩，心中却是百感交集。他与陈仪同乡，早年虽有过节，但后来已冰释前嫌，成了至交好友。为表歉意，蒋鼎文特意命人为陈仪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还备了一口上好的红木棺材。
然而，面对这最后的＂特殊照顾＂，陈仪却显得无动于衷。在他看来，人都将死了，再奢侈的享受又有何意义？他摇了摇头，平静地对蒋鼎文说:＂不必如此。你我交情非比寻常，如果你真的念及旧日情分，不妨给我个痛快，一枪打在头上，让我立即毙命，也好过这苟延残喘的痛苦。＂
蒋鼎文心中煎熬，眉头紧锁，久久不能作声。陈仪看出了他的为难，轻叹一声，面带微笑地说:＂老蒋，我知道你是为难的。你我都是军人，都明白服从命令的重要。现在的我，已是强弩之末，不如痛痛快快走一回，也好过耗在牢里，毫无尊严。你就成全我这最后一个心愿吧。＂蒋鼎文闻言，眼中不禁泛起泪花。他与陈仪紧紧相拥，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若要追溯其根源，陈仪与蒋介石的真正裂痕出现在1938年，当时陈仪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军统特务张超。张超与陈仪的关系一直紧张，尤其是张超曾策划并煽动了“倒陈”事件。事件分为政治和军事两个部分，张超不仅通过散布“打倒汉奸陈仪”的言论来制造舆论，还在军事上联合水警、民军及地方武装，意图通过武力推翻陈仪的统治。尽管张超与陈仪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此举无疑是导致蒋介石与陈仪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1947年，台湾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八事件”。陈仪作为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面对突如其来的民众抗议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安抚民众，而是采取了与南京政府协调的缓兵之计。表面上，他似乎在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进行和谈，但实际上，他向蒋介石报告了台湾局势，并请求增派重兵以镇压民众起义。
蒋介石接受了陈仪的建议，将事件视作“奸党叛乱”，指令国民党军队在台湾进行大规模镇压。陈仪在台湾多个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清洗行动，导致了大规模的民众伤亡，官方统计显示，事件期间至少有2.8万平民丧命。由于“二二八事件”处理不当，陈仪的政治信誉大幅下降，蒋介石在事件后不久就决定将其调离台湾，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
1948年，陈仪试图通过与解放军的接触，寻求投靠解放军的可能。为了这一目标，他秘密策划了与义子汤恩伯一同起义的计划，希望通过起义的方式迎接解放军。然而，汤恩伯背叛了他，将这一秘密透露给蒋介石，导致陈仪的计划彻底破产。汤恩伯选择忠于“党国”，而不是回报养育之恩，成为导致陈仪悲剧的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