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疆一小伙子给钱学森写信，信中直接指出钱学森的错误，以为不会有回信，没想到不久之后收到回信，钱学森在信中回复：“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钱学森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称为“中国的导弹之父”、“火箭之父”。他的成长与成就深深植根于家国情怀和追求科学的热忱。1926年，钱学森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钱江是清朝秀才，父亲钱均夫是教育家、图书馆学家。
3岁时，钱学森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小学期间，钱学森成绩优异，被保送进入高年级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在他的老师中，有当时仅16岁的邓颖超，而他的同学中也不乏后来在各领域成就斐然的人物，如外交部长吴学谦、检察长任建新以及多位科学家和作家。
钱学森的童年，恰逢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被鼓励提问和探索；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教育的束缚，面对大量背诵和考试任务。1923年，他考入北平大学附属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那里遇到了人生中的重要导师林砺儒校长。林砺儒提倡教育改革，反对死记硬背，让钱学森在学术之余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
钱学森从小就展现出艺术天赋，尤其喜欢画画，擅长描绘动物、流水和花朵。同时，他对音乐也有浓厚兴趣，中学时期还爱上了吹奏圆号。他曾认真考虑过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北洋政府失去控制，北京也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衰败。
面对国家的衰弱，钱学森逐渐意识到，仅靠读书无法改变国运，革命和科学同样重要。他曾对朋友罗沛霖说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他选择以科学救国，将目光投向国家基础工业领域，
1955年10月，历经曲折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序幕。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条件艰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钱学森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克服重重障碍，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这一枚导弹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迈入了导弹大国的行列。
在导弹研究的基础上，钱学森又带领团队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进发——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1970年4月24日，在钱学森的主持下，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中国成为继苏、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卫星技术的国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术泰斗，在1964年的一篇论文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公式错误。要知道，那个时候，钱学森已经是中国力学界的顶尖权威，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力学学报》上，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但真相的确如此。这篇题为《再论土动力学的基本方程》的论文中，有一个公式的推导过程出现了纰漏。这个错误，虽然不太起眼，但对于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个＂Bug＂。
令人敬佩的是，当有人指出这个错误时，钱学森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虚心接受，欣然承认。他不仅在复信中向对方表示感谢，还鼓励对方把质疑意见写成论文发表，以推动学术进步。
钱学森的成长深受家庭影响。母亲常给他讲述岳飞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等古人事迹，这些故事深深植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塑造了他崇高的家国情怀。而父亲钱均夫的教育，则在他的人生观和志向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5岁的他问父亲：“英雄和大人物是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父亲回答：“英雄都是普通人，但他们从小努力学习，有志向、有毅力，不怕困难。”这番话让钱学森下定决心，立志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他对自己的儿子钱永刚也沿袭了父亲的严格要求。家境优渥，但钱永刚小时候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家中楼前的过道也要他每天早晚打扫两遍。钱家注重言传身教，父母从不说教，而是用行动感染孩子。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对钱永刚说：“你父亲吃饭从来不穿拖鞋和背心，这是他对咱的尊重。”钱永刚深受触动，并将这一生活习惯保持至今。
1955年，钱学森一家回国。在洛杉矶港口，他面对记者坦言：“我没有理由再回美国，我要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10月28日抵达北京后，钱学森带着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感慨万分：“我终于回来了！”
回国后，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培养人才。他在清华大学和研究所合办力学研究班，把培养年轻人才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次，他与陈赓将军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会面，陈赓问他：“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始终认为：“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