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怀了鬼子的孩子！”山西农妇长得好，被50多个鬼子排队等着糟蹋，并怀上日本孩子，村里人指指点点，连丈夫都嫌她脏。 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1920年，侯冬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很少有机会读书，她从小就跟着父母劳作，帮忙种地和做家务。 这个山西女子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在方圆几十里都有着不错的名声。到了适婚年龄，不少人家都托媒人上门提亲，最终她嫁给了同村的老实庄稼汉张根生。 1937年，侯冬娥刚刚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这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张根生跟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响应号召参加了抗日队伍。临行前，他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了自己的父母，说等打跑了日本人就回来。 1938年初，日军占领了平遥县。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已经走光，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张根生的父母年事已高，家里的农活全都落在了侯冬娥一个人身上。她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村里经常有日军来搜查和抢掠粮食。每当听到日军要来的消息，村民们就把粮食藏起来，女人和孩子也都躲进地窖里。 那时候，每个月都会有附近村子传来可怕的消息。有的村子被日军烧光，有的村民被杀害，还有妇女被日军掳走再也没有回来。 日军的铁蹄越踏越近，村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张根生走后一年多都没有任何音信，侯冬娥只能独自支撑着这个家。 1939年，一队日军突然闯入了村子，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 那天晚上，日军把村子里所有的妇女都赶到了村口的祠堂里。侯冬娥和其他十几个年轻妇女被日军强行带走，押送到了县城里的一处军营。 军营里已经关押了很多从其他村子抓来的妇女。日军把这些妇女关在几间破旧的房子里，派人严加看守。 从那天起，侯冬娥和其他妇女们被迫成为了日军的慰安妇。每天都有数十名日军士兵轮流进出这些房间，实施着惨无人道的暴行。 有些妇女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选择了自尽。还有一些妇女因为反抗，被日军残忍地杀害。 侯冬娥曾经在一天之内被五十多个日军士兵侵犯。身上的伤痕还没有愈合，就又要被迫接待新的日军。 在这里的妇女没有姓名，只有编号。日军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号牌，挂在脖子上。 日军每天只给这些妇女一顿稀粥，有时还会往粥里加入某些药物。很多妇女吃了这种粥后，身体就会变得异常虚弱。 军营里的妇女经常会生病，但日军从不给她们治疗。生病的妇女如果无法继续被利用，就会被日军处死。 有一次，侯冬娥发现自己怀孕了。日军把所有怀孕的妇女集中起来，强行进行了手术。 手术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多妇女因此失血过多死去。侯冬娥虽然活了下来，但身体受到了永久的损害。 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忍受寒冷。很多人因此染上了严重的肺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军营。看守的日军在撤离之前，杀死了大部分的妇女，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了下来。 侯冬娥和另外几个妇女趁着混乱逃了出来。她们躲在山里几天，直到确认日军真的撤离了，才敢回到自己的村子。 但是，等待她们的并不是温暖的家。很多人对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她们成为了村里人议论的对象。 1945年，侯冬娥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她发现家里的老人已经去世，只剩下自己的孩子由邻居照看着。 村里人对她的态度变得很微妙，有的人躲着走，有的人背后指指点点。在那个年代，慰安妇的身份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枷锁。 她打听到丈夫张根生的消息，据说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争夺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也夺走了她重新开始的希望。 生活还要继续，侯冬娥只能独自抚养孩子。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做些零工贴补家用。 村里很多人不愿意让孩子跟她家的孩子玩，害怕会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孩子在学校里也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 为了躲避闲言碎语，侯冬娥搬到了村子边缘的一间破屋里住。 战后的岁月并没有抚平她身上的伤痛，经常会生病，但没有钱看医生。只能靠些草药勉强维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段痛苦经历带来的后遗症越发明显。她的腿脚开始不利索，干重活的时候总是浑身发抖。 1995年，中国开始成立＂慰安妇＂援助基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侯冬娥，为她申请了补助。 这些年来，陆续有学者和记者来访问她，记录她的经历。她开始明白，说出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每次有人来采访，她都会把自己保存的一些老照片和证据拿出来。 政府给了她一份补助，生活条件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战争给她留下的创伤，却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补偿。 在她的晚年，终于等来了一些公道。日本政府虽然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但是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