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于天放被日本人秘密押往北安，下火车后即被蒙上双眼拉上汽车，监狱其实很近，但日本人故意拐弯抹角开了20分钟才到，又在走廊绕了好几圈才把他送进2号监房。 1945年1月的东北，寒风刺骨。在庆安县监狱，一辆军用卡车缓缓驶入院内，车上押解着一名特殊的政治犯——于天放。 这位年仅37岁的共产党员即将被转押至北安省伪警务厅特高课收容所。在押送途中，日军采取了极其严密的防范措施，全程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 从庆安到北安的路程并不算远，但日军却特意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抵达北安火车站后，日军立即用黑布蒙住了于天放的双眼，将他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 北安省伪警务厅特高课收容所其实就在火车站附近，步行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但押送车辆却故意在城内绕行，足足开了二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 这座由日军特务机关直接管辖的监狱，从外表看去就像一座军事要塞。三层楼高的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每隔五十米就设有一个岗哨，配备了探照灯和机枪。 监狱的内部构造更是独具特色。走廊呈环形设计，每个转角都安装了铁门，形成了多重封锁。即便是在白天，走廊内也始终保持昏暗。 日军将于天放带入监狱后，又在走廊里转了好几圈。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迷惑囚犯的方向感，更是要展示这座监狱的森严。 最终，于天放被关押在了二号监房。这间牢房位于监狱的核心区域，四周都是重刑犯，便于日军集中看管。牢房内除了一张木板床，就只有一个马桶和一个固定在墙上的水泥台。 入狱的第一个月，于天放在二号监房享受到了特殊待遇。日军特务每天都会给他送来丰盛的饭菜，包括新鲜的水果和烟酒。 负责审讯的特务队长藤田经常亲自来探望于天放，甚至安排人专门为他按摩放松。这种反常的优待背后，是日军企图获取东北抗联的重要情报。 日军特务通过这种＂温和审讯＂，试图瓦解于天放的意志。每次谈话，他们都会提到于天放的革命前途，暗示只要配合就能得到重用。 然而这种软性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于天放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任何涉及组织的问题都巧妙回避。 到了二月份，日军的耐心逐渐耗尽。特务队长藤田不再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审讯方式开始转向暴力。 最初是普通的殴打和辱骂，后来发展到使用特制的刑具。日军在审讯室里安装了＂老虎凳＂，专门用来折磨不肯开口的犯人。 在一次重要的审讯中，日军使用了烧红的铁钳夹住于天放的手指。 特务们还会往于天放的鼻子里灌辣椒水，用皮鞭抽打他的脚心。 每当于天放昏死过去，日军就会用冰水泼醒他，继续审讯。 三月份，日军又换了一种策略。他们开始剥夺于天放的睡眠，每隔一小时就用铁棍敲打牢门，不让他合眼。 同时，特务们还在牢房里播放刺耳的噪音，让他无法休息。 到了四月，日军又一次改变了审讯方式。他们不再每天审讯，而是随机挑选时间，让于天放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进入六月后，于天放开始系统观察监狱的防守规律。每天的放风时间，他都会仔细记住看守人员的换班时间和巡逻路线。 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北安伪警务厅特高课收容所虽然防守严密，但仍存在漏洞。夜班的看守经常会在深夜偷偷喝酒，警惕性明显下降。 在二号监房隔壁关押着另一位抗联战士赵忠良，两人通过敲击墙壁交流。 于天放和赵忠良共同研究了越狱路线。从牢房到外墙有三道铁门，钥匙分别由不同的看守保管，必须同时打开才能逃出生天。 他们发现第一道铁门的钥匙通常挂在值班室的墙上，第二道门的钥匙由巡逻队长随身携带，第三道门的钥匙则放在监狱大门的警卫室里。要拿到这些钥匙，必须选择在看守最松懈的时候行动。 在多次尝试后，赵忠良成功用铁丝做出了一把简易工具，可以撬开牢房的铁门。这个工具被他们小心藏在墙缝里，等待合适的时机使用。 七月十二日凌晨，机会终于来临。当天值夜班的看守喝了过量的烧酒，走路都东倒西歪。于天放和赵忠良决定立即行动。 他们以上厕所为由，要求看守开门。醉酒的看守打开牢门后，立即被于天放用准备已久的铁棍击倒。两人迅速拿到了值班室的钥匙。 打开第一道铁门后，他们躲在暗处等待巡逻队长经过。趁其不备将其制服，获得了第二道门的钥匙。最后一道铁门的钥匙则是从昏睡的门卫手中拿到的。 翻越围墙时，赵忠良的衣服被铁丝网挂住。为了避免被追兵发现，两人决定分头逃跑，约定在北安铁路桥会合。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于天放躲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捕。他走村串户，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帮助，最终在八月中旬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这次成功越狱不仅保住了于天放的性命，也为他后来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1954年，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继续贡献力量。 当年国庆节，于天放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他的革命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人民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