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级巡视，昆明表态：全力支持配合。 昆明市提级查处乡镇党委书记的行动，既是

中央提级巡视，昆明表态：全力支持配合。 昆明市提级查处乡镇党委书记的行动，既是中央反腐战略向基层延伸的具体实践，也是地方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突破。这一行动背后蕴含着多层深意，需从政治逻辑、制度创新、现实需求三个维度综合分析： 一、政治逻辑：从“关键少数”到“小微权力”的反腐深化 1. 回应中央反腐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进一步强调“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昆明市的行动直接响应了这一部署，例如宜良县马街镇党委书记徐晓波被查案件，正是在乡村振兴专项巡察中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的异常资金流向，体现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的政治要求。 2. 破解基层监督困局 乡镇党委书记作为基层“一把手”，权力集中且监督薄弱。传统监督模式易受“熟人社会”干扰，导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提级查处通过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直接介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如徐晓波案件中专案组采用“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整合市级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县级纪委监委力量，形成监督合力。 3. 强化政治巡视联动 昆明市被列为中央提级巡视对象，与基层反腐形成联动效应。中央巡视组进驻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借势发力，通过提级查处释放“严”的信号。例如，徐晓波案件发生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昆明期间，彰显了“巡视+反腐”的叠加震慑效果。 二、制度创新：监督体系的结构性突破 1. 提级管辖的法治化探索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对重大复杂案件提级管辖。昆明市在徐晓波案件中严格遵循这一程序，由市纪委监委直接立案调查，体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案件提级管辖和再审提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提供了操作指南。 2. 数字化监督的实践应用 昆明市纪委监委构建“大监督一体化平台”，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分析等手段，精准发现基层腐败线索。例如，徐晓波案件中通过恢复被删除的通讯记录、分析工程承包协议等，展现了数字技术在监督中的赋能作用。这种“数据反腐”模式正在成为基层治理的新范式。 3. 监督力量的协同整合 昆明市推行“室组地”联动机制，将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和地方纪委监委力量整合，形成“兵团作战”模式。例如，在乡村振兴领域专项整治中，专案组通过联动监督、交叉互查，破解了基层监督力量薄弱的难题。 三、现实需求：基层治理的痛点回应 1. 乡村振兴的风险防控 乡镇党委书记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等环节权力集中，易滋生腐败。徐晓波案件涉及超千万元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违规操作，暴露出乡村振兴领域的廉政风险。提级查处通过严惩“微腐败”，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2. 群众利益的直接维护 基层腐败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例如，四川省布拖县原拉达乡党委书记阿力鸟日套取扶贫资金125万元，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么站镇原党委书记杨绍统收受生猪采购回扣22.54万元，均严重损害了群众获得感。昆明市的提级查处行动，正是以“零容忍”态度守护群众“钱袋子”。 3. 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 基层政治生态影响党和政府公信力。昆明市通过提级查处，推动宜良县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乡村振兴领域专项整治，排查廉政风险，完善“小微权力”监督机制。这种“查处一案、治理一片”的模式，有助于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四、深层意义：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样本 1. 监督下沉的制度创新 昆明市的实践探索了“提级监督+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例如，嵩县纪委监委通过协作区机制，将16个乡镇划分为5大协作区，实现监督力量统筹；洛龙区打造智慧监督平台，将惠民资金、集体“三资”等数据纳入监管，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 2. 权力制约的机制完善 提级查处倒逼基层权力运行规范化。昆明市要求乡镇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项目审批、资金使用等流程，并通过以案促改完善制度12项。这种“惩防并举”的策略，有助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3. 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通过提级查处，昆明市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例如，伊川县纪委监委第二协作区通过联合办案，提升了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实战能力。同时，数字化监督、协作区机制等创新，推动了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五、典型案例的启示价值 1. 徐晓波案的示范效应 作为昆明市提级查处的典型案例，徐晓波案件具有多重示范意义： 这一行动不仅回应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未来，随着提级监督、数字化监督等机制的深化，基层治理将更趋规范化、法治化，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