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莫文骅与陈正人在延安爆发激烈冲突，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要求立即处决两名八路军359旅的干部，因他们与当地县大队发生争执并导致枪击事件。
莫文骅坚持要先调查清楚真相，但陈正人不买账，怒斥他拖延、耽误大事。
最终，在一番调查和一场硬碰硬的博弈后，莫文骅通过现场弹孔分析，揭露了县大队先开枪的事实，避免了一起冤假错案。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纪律与法治的复杂博弈，也展现了莫文骅的坚定与勇气。
1941年夏季，八路军359旅的两名后勤干部与延长县大队的纠纷由小到大，最终演变为一场枪击案。
当时，359旅的两名干部在当地与县大队因粮食收购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争吵声高，火气大，最终局面失控，枪声响起。
谁先开枪，成了难以解答的难题，事后，西北局接到报告，认为359旅的干部应该为事件负责，并决定立即处决两人。
西北局的陈正人是个急脾气的人，听到报告后，他的反应非常直接：“立刻执行枪决！”
但莫文骅却持不同意见，作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他清楚这类事情不能草率处理。
他反复强调，“必须先调查清楚”，但陈正人不理解，双方意见对立，愈演愈烈。
陈正人发火了，直接怒斥道：“你这是拖延，别忘了你是政治部主任，不想干就走人！”
莫文骅没说什么，冷冷地回应：“不当了！”说完，他甩开衣袖，转身离开了。
情势一度非常紧张，莫文骅知道，单凭两方的口供，根本无法判断是谁先开枪，他决定亲自前往延长县调查。
于是，莫文骅找到了359旅的旅长肖劲光，两人都觉得，这事不能这么轻易了结。
肖劲光支持莫文骅，认为此案关系重大，绝不能冤枉了任何一个同志。
莫文骅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积极与上级沟通，最终将此事上报中央，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指示：“以事实为依据，先调查，再处理。”
莫文骅到达延长县后，现场情况复杂，陈正人也跟着来到了县里，两人一起走到发生枪击事件的现场，墙上留有两个明显的弹孔。
莫文骅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要求亲自检查这些弹孔。
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用359旅的步枪和县大队的七九式步枪在相同的距离内进行射击，看看到底哪种枪械能够留下大小不同的弹孔。
于是，莫文骅和陈正人各自带着自己的枪支，在同样的距离对准墙壁进行射击。
县大队的七九步枪射出的弹孔明显大一些，而359旅的驳壳枪射出的弹孔则较小。
通过这次对比，莫文骅确认，枪击者实际上是县大队的人员，而不是359旅的干部，弹孔的大小已经揭示了真相。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县大队最终承认了错误，表示是他们先开枪。
莫文骅下令暂停对359旅干部的处决，要求双方在纪律上作出检讨，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西北局此时也不得不对莫文骅的坚持表示认可，虽然陈正人心里有些不服，但他也只能承认，莫文骅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场冲突虽然暂时平息，但它折射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战争时期，如何在纪律与法治之间找到平衡。
莫文骅坚持的调查与核实程序，最终避免了可能的冤假错案，也维护了八路军的纪律性与公正。
莫文骅的行事风格非常独特，他常常以“不达目的不罢休”来形容自己。
他的倔强让许多人敬佩，但也因此与上级产生过不少摩擦。
特别是在抗大期间，莫文骅因学员恋爱问题与毛泽东发生过争执，虽然当时意见不合，但最后他还是被毛泽东说服，继续投入工作。
这种坚持原则、敢于顶撞上级的性格，正是他后来处理此次枪击案时展现出来的决心和勇气。
毛泽东对莫文骅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莫文骅这种从事实出发、坚持程序的做法，体现了党内实事求是的精神。
正如毛泽东所言：“莫文骅这头‘倔驴’，是党的宝贵财富。”
从这起事件来看，莫文骅的行动不仅关乎个人的坚守，更反映了当时延安时期党内的一种制度文化。
这种文化强调纪律，但也注重程序正义，坚决杜绝草率处理。
对比当时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莫文骅的做法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法治与纪律的简单问题，它折射出在严峻环境下，如何在保持组织纪律性和法治精神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