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1934年，苏青和范烟桥结婚。那时，范烟桥已经是有妻有子的人，苏青成了他为了摆脱原配纠缠而选的权宜之计。 结婚的那天晚上，苏青就撞见了范和表嫂调情的场面。 新婚的洞房夜，迎接她的，不是温柔与承诺，而是酸涩的醋味。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平等，甚至充满了背叛的气息，苏青在她的作品《结婚十年》中，写下这段记忆时，用了一句极具冲击力的话：“蜜月的第一天就尝到了醋的滋味。” 这场婚姻，表面上是苏青与范烟桥的结合，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苏青为了，在这段不平等的关系中生存下去，付出了身体和心理的巨大代价。 范烟桥作为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环——新文学作家的光环，而苏青，却被这份光环所迷惑，决定投入这场婚姻。 但她没有预料到，婚姻的背后是一场巨大的生存赌局。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苏青先后生下五个孩子，表面上，孩子们的到来是夫妻关系中的一部分甜蜜，而实际上，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是苏青在这段不平等婚姻中，巩固地位的“筹码”。 她在书中写道：“生孩子像是一种刑罚，但不做顺从的妻子，就得做离异的弃妇。” 生育，变成了她维系这段婚姻的唯一方式。 苏青的身体被不断消耗，而她所能做的，只有忍受，孩子的出生对她来说，既是对婚姻的一种“维系”，也是对女性身份的一种“剥夺”。 这种“顺从”的婚姻生活，没有换来她所期望的平等和尊重。 1938年，苏青因经济困境向丈夫要钱买米，却被范烟桥掌掴。 这一事件，成了她婚姻压迫的标志性场景，范烟桥从未真正尊重过她，甚至将她的经济依赖视作软弱，视作他可以肆意支配的“资本”。 而在怀孕期间，苏青依旧需要做家务，甚至稿费也被丈夫藏匿，不允许她有任何独立的经济来源。 这是物质上的压迫，还是对她自尊心的压迫。 《结婚十年》作为苏青的代表作，挑战了传统婚姻的面纱。 这本小说的出版，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打破了过去文学作品中温文尔雅的传统，第一次将卧室的隐私、家庭的丑陋一一曝光，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书中，丈夫的出轨，家庭暴力，经济控制，一一呈现，这些敏感的话题，让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雷区”。 小说的出版，引发了强烈的两极分化。 保守派指责苏青败坏妇德，甚至上海邮政局一度禁止该书邮寄。 他们认为，苏青的作品过于直白，挑战了传统道德，尤其是在婚姻和女性角色的表现上，完全突破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而与之相对的，是新女性群体的热烈支持，她们认为，这本书是女性觉醒的“宣言”，是对传统婚姻角色的一次彻底反思。 北平的女学生组织举行读书会，讨论“苏青式婚姻如何破局”。 苏青通过写作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对范烟桥的依赖。 即便如此，小说《结婚十年》依然在结尾部分，停留在“继续忍耐”的矛盾中。 通过写作获得了经济自由，却依然没能从婚姻的束缚中彻底解脱，这种未完成的觉醒，恰恰反映了她身处的时代背景——女性在追求独立，与社会规训之间的撕裂。 苏青的经历，浓缩了1930-1940年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 她们受过新教育，却被旧婚姻束缚；渴望经济独立，却往往深陷经济依附的漩涡，追求爱情，却只能沦为生育的工具。 这种困境在她的同时代作家丁玲、萧红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几乎每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悲剧。 在文学史的定位上，苏青一直处于一个复杂的境地。 作为“闺阁文学”的代表，她与张爱玲并列，被誉为“苏张”，但却被误读为“写黄色小说”的作家。 她的作品被某些评论界称作庸俗、低级，甚至不堪入目。 但另一方面，她又是女性主义的先驱，比白先勇早20年，就开始书写婚姻暴力，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却始终被主流文学史边缘化。 这段历史的沉默，正是当时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遮掩与压制。 苏青的写作，也是在这种环境中，不断挣扎和反抗的结果，她的作品或许没有完全打破束缚，但却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通过她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在极度压迫下的无奈与反抗，也看到了她在婚姻，与生活中的一次次挣扎。 参考资料： 《苏青与范烟桥的婚姻关系及其文学创作》, 作者：李娜, 《现代文学评论》, 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