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一场由明太祖朱元璋幻想出来的“集体贪腐大案”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明朝的首都是在南京，所以地方官员汇报钱粮，都要到南京户部来核实账目。 光是账本来了还不行，因为账本就是白纸一张，口说无凭，写出来也未必算数，所以但凡核算钱粮，官员们必须一手拿粮，一手造册，做好两手准备，再来户部核算。 在这种严查政策之下，每年的春节一过，各地负责民政的官员们都不免要牵骡子套马，大车小辆，带着上一年的钱粮和账册赶奔南京。 朋友们，古代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所以南京城不是你想来就来的。 江浙沪地区的的官员们还好，一来路途比较近，二来大可以走水路，免去奔波之苦，但云贵川晋陕这五省的官员们可算是倒了血霉了。 这些地方的交通并不发达，云南多山，贵州多岭，川蜀多盆地，晋陕多戈壁，一路上崎岖难行，路途遥远，官员们二月从属地出发，到了南京，基本上就已经是五月中旬了。 路途虽然遥远，但若是能平安抵达，查验无误，顺利交接，倒也算了，但问题在于，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江浙沪地区的官员们离得近，几日就能下金陵，所以其中并不会有什么变故，但西南，西北地区的官员们来一趟就得小三个月，一路上舟车劳顿，银钱消耗，钱粮磨损，总是少不了的。 这很好理解，毕竟穷家富路，出来旅游（公办），总是要花钱的。 但问题在于，在这条外出公干的路上，远远不止花钱这么简单。 路途颠簸，一路上的意外状况又十分之多，有在云南一带遭遇瘴气毒烟的，官员们顾不上许多，只能弃马而逃。 有在贵州翻山越岭实在翻不过去的，只能轻装减负，把一部分粮食寄放在驿站和哨所，有过蜀中把车轮子陷在沼泽地的，结果只能丢车弃马，简装出行，还有在陕甘大戈壁遇上马匪，钱粮被抢了个一干二净，只能勉强捡条命回来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十分关键的信息，那就是： 那些路途较远的官员所运输来的粮食，在路途中难免会有磨损。 或因天灾，或因人祸，很少有不缺斤少两的。 出发的时候运的是一千石粮食，一路上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南京恐怕就只能剩下九百七八石了。 短缺的数额不是很多，但出发时在登记造册，在账本上黑纸白字，明明白白地写的是一千石，到如今只有九百多石，户部的官员一看，认为有虚报钱粮之嫌，拒不接收，地方官员没辙，只能打道回府，重新造册，重新再来。 五月由南直隶出发，返回地方，大概已经是七月份，官员们精疲力尽，叫苦不迭，但皇命在身，不敢耽搁，于是又重新造册，带上账本，装上粮食，回转方向，再奔南京。 一切重头来过，但路还是原来的路。 仍有道路崎岖，仍有毒虫猛兽，仍有马匪拦路，结果一来二去这么一折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再到南京城，发现原本满打满算的一千石粮食又磨损消耗了十多石，到如今只剩下九百八十多石。 户部的官员们不是不通情理，而是高皇帝朱元璋早有规定，钱粮收支查验，交由户部核算，需照章办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 地方官员拿来的账本写的是一千石，可如今交上来的粮食却只有九百八十石，帐货（粮）不符合，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入库。 朋友们，此时已经是九月中旬，夏天都要过完了。 地方官们来回走了四遍路，当然不肯再浪费时间，他们十分诚恳地向户部解释，不是自己吃了亏空，也不是虚报钱粮，而是下官所辖之州郡，距离南直隶实在是太过遥远，一路上人困马乏，舟车劳顿，粮食难免会有磨损，皇帝治贪手段强硬，只消贪污纹银十两，下官的这颗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又何敢贪墨百姓钱粮呢？ 所以这一番缺斤少两，只是磨损，何况磨损也不是太多，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何必那么较真呢？ 地方官一番话，说的是楚楚可怜，极能打动人心。 他们说的虽然有些添油加醋，但却是实话。 其实不用地方官解释，户部的官员们自然知情，运输之损耗，在所难免，军中行粮，朝廷账面上发了一万石，到营中惯例只有九千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路上颠簸，粮食总要撒在路上一点，长途跋涉，负责押运粮食的士卒也要就地取粮，这已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 不成文的规定有一条，可是太祖朱元璋成文的规定也有一条，那就是账本上的账目和所收到的钱粮必须一致，如不一致，严禁私自入库。 碍于这条规定，户部的官员们虽然表示理解，但也只能推说爱莫能助。 不过南直隶的户部官员们倒也不是冷硬横的官僚，他们还是十分贴心的为地方官员们指明了两条道路。 第一条，就是拿着您的账本和粮食重回属地，重新造册，然后重新押着粮食再来。 这条办法很直接，很简单，但对这些地方官员们来说，却是一条再也走不通的路了。 因为他们已经试验过一次，发现这根本就是重复了上一次的错误。 今日若是回了属地，造了账本，押上粮食再来，一路上又难免有磨损，到了户部，仍然是账本上的数额和实际运粮不相符，到时候户部不给交接，又把我们支回去，我们岂不是还要白跑一趟？ 运粮运粮，一趟一趟，粮食必然在路上损耗，户部又必然还会再把我们支回去，这岂不是陷入了一种永远无法终止的循环之中？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地方官否定了第一条路，户部的官员们又给他们指明了另外一条路。 这另外一条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但就是有点铤而走险。 明代的钱粮造册，使用的是统一制式的账本，这种账本随处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真正让账本成为法定材料的，是印在账本之上的官印。 各地官印大小不同，字数不同，字迹也不尽相同，所以很难造假。 往常，地方官员在出发前，往往将一年的钱粮税收写在账本之上，然后加盖官印，将账本携带在身上，来年递交南京户部。 请注意，地方官们随身携带的是账本，但官印却从不外带。 原因很简答，因为官印是证明官员身份的唯一有效凭证，只此一枚，关系重大，唯恐丢失，所以概不外带。 很多地方官员到了南京户部，发现粮食和账本上的数额不符合，有些爱耍小聪明的，往往想要通过更改账本上的数额来到达账册和实际数量一致的效果。 想法很好，但问题在于，先前所记录的数字一来已经不能再涂抹修改，二来就算是可以临时造册，身上并无官印，如不加盖印章，那么这临时造出来的册子，便成了伪册。 由此，户部的官员们替地方官想了个法子，既然账本通用，关键在于官印，诸位大人大可多找些空白的账本，提前加盖官印，从属地出发后，到了我们南直隶再清点粮数，看一看磨损多少，消耗多少，再将这个已经查实的数额写在账本上，足可万无一失。 来时运一千石，到了南京只剩九百石，那便在提前准备好的，已经加盖了官印的账本上写上九百石。 如此一来，你们不用再折腾，也方便我们户部办事儿。 此举一出，各地方官员纷纷效仿，提前加盖官印的账本一时间风靡于明朝官僚之中，时人称为“空印”。 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个空印开始讲起。 根据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同志在知道官员们擅自使用空印，提前制造空白账册之后，盛怒无比，认为官员们沆瀣一气，欺君罔上，实在是大逆不道，于是立即下令，凡有参与“空印案”者，尽皆处死。 皇帝本以为，空印案的性质虽然恶劣，但却未必有多少官员参与，结果秋后问斩，皇帝拿过被处决的官员名单一看，居然有将近八万人牵涉其中，被自己送上了西天。 皇帝要杀人，谁也拦不住，但实际上，朱元璋发起的这一场死伤甚众的空印案，实在是有点空穴来风。 因为如果读者朋友们仔细地审阅了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些使用空印的官员，其实并没有违反明朝法律中的任何一条内容。 皇帝要求的，仅仅是钱粮账目，府必合省，省必合部，不管运来多少，到了南直隶户部，都必须账目和数额一致。 但皇帝所要求的一致，却几乎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运粮必然有损耗，账面必然不一致，官员们想要既符合皇帝的规定，又要按时完成工作，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为了满足皇帝的规定，同时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官员们事急从权，不得已之下才采用了使用空印的办法。 并且，所谓空印，也就是提前加盖印章，其实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