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鲁迅去世8年后，北京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鲁迅遗属朱安要出售鲁迅的藏书。许广平立即写信劝阻。无果后，她马上邀请律师要和朱安打官司，还找关系切断出售渠道。只是许广平不知道，朱安此时已经欠债4000多元。 当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指责她不该动鲁迅的藏书时，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只能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无奈说出那句后来让人心酸不已的话：“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你们也要保存我啊！” 这句话里，藏着她一辈子不被看见、不被珍视的悲凉。 朱安是鲁迅年轻时在绍兴老家，由母亲做主明媒正娶的妻子。 可他从心底里不认这门包办的亲事，只把朱安看作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 鲁迅也并非冷酷，提出两人可以只做名义上的兄妹，他愿意以兄长的身份替她另寻一个好的归宿，让她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朱安这个传统而固执的女人，认定了死理，哪怕守着活寡，也坚决不肯离开周家。 没办法，鲁迅只能留下她，却无法给她夫妻之情，各自过着分隔的日子。 虽然鲁迅心里没有朱安的位置，但他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在生活上却未曾亏待过。 每个月，他都会按时给她寄去生活费用。 从留下的各种记录来看，光是给朱安个人使用的钱，鲁迅每个月固定就会拨出十个银元。 要知道，那会儿鲁迅在北大做教授，一个月的薪水是三百五十个银元。 对比当时社会，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挣到的也才不过五六块银元。 所以这笔钱，足够让朱安在当时过着不愁衣食的日子。 事情在鲁迅先生突然去世那年发生了转折，朱安得知大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绝。 她后来给上海的鲁迅的真正爱人许广平写信，殷切地希望许广平能带着她和先生唯一的孩子周海婴，一同来北京生活。 这样可以相互有个依靠，孩子也能在祖辈的环境里长大。可许广平拒绝了。她这一生，也从未称呼过朱安一声“大姐”。 鲁迅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十四年，积累了大量的书籍文稿。 当他决定南下定居上海时，这些书稿总共装了满满二十三个大箱子，就留在了北京的家里。 他离开后，这份沉重的“管家”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长年留守北京的朱安肩上。 这些书籍资料，连带鲁迅著作后来产生的版税收入，在法律意义上，它的归属有着明确的规定。因为鲁迅生前并未与朱安办过离婚手续，所以能够继承这些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应当是朱安本人、鲁迅的母亲鲁瑞，还有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 可到了1942年，朱安日子越来越艰难。连鲁迅母亲养了十多年的老猫，朱安都养不起了，只能流着泪把它放掉，任其自生自灭。 朱安和老伴娘的餐桌上，日渐稀少不见油荤，常常就是一碗稀粥，配一点咸菜疙瘩下饭，生活拮据到了极点。 在鲁迅的母亲还健在时，还能依靠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时不时给些接济，每月也能有150块钱勉强支撑。 但等到鲁瑞老太太也过世之后，朱安就陷入了彻底的困境。 她要支付唯一照顾她的老女佣的工钱，开销无从节省。 为了活下去，她开始一点点地变卖家里值点钱的小物件、旧衣服，能当的都当了。 渐渐地，连能当的东西也没了，只好厚着脸皮向熟人借钱。 日积月累，这位一生本分、从不爱开口求人的老太太，竟背上了四千多元的沉重债务。 这个年纪六十六岁、早已两鬓斑白的小脚老太太，被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来，连买米买盐的基本活命钱都拿不出来了。 绝望时，她想起了家中唯一剩下的、也许还值点钱的东西，鲁迅留的那一大屋子书。 在她这个不识字的旧式妇人眼里，先生已经去世多年，这些书放着也无用，不如卖掉一些，换点钱来还债救命。于是，她才鼓起勇气，登报表示出售藏书。 这个卖书的消息一经登出，久久没有动静的许广平闻讯火速现身。 她一边联系朱安劝阻，一边火速行动，紧急接洽律师准备诉讼，甚至动用人脉想堵死书商收购的渠道。 后来，双方达成协议，朱安承诺不再出售鲁迅的藏书，而许广平向朱安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 同时，北京文化界的一些热心人士在得知朱安真实的生活状况后，私下发起了一些捐赠活动。 令人动容的是，朱安只接受了其中极少量最必需的捐赠。 她生怕这样会让人觉得这是鲁迅家的人在“讨钱”，会玷污了先生的名声。 而就连许广平也不得不敬佩朱安那份骨气，感叹她“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不明不白地收受馈赠”，只愿守着清贫和本分。 可晚年的安宁也并未真正降临，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太太孤独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她沉默而悲凉的一生。 她生前还有一个愿望，盼望死后能葬在先生旁边。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离世前，她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仅有的那两间鲁迅的房产全都留给了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 她至死都以自己的方式，恪守着她作为周家旧妇的本份。 只是，周海婴自始至终，未曾叫过这个给了他遗产的老人一声“大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