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潜伏敌营十数年，官职大到自己都心慌的李时雨面临身份暴露危机。大特务沈维翰兴冲冲地找到戴笠说“二组组长李时雨是内鬼”，戴笠听后却开玩笑说就“就算我是共产党，他也不可能是。”
1946年，军统少将李时雨被捆绑在审讯椅上。
军法处沈维翰手握铁棒，坚信他是中共安插的间谍。
消息传到戴笠处，戴笠震惊后力保李时雨，称其尽职尽责，卷入的是高层权力斗争，是无辜受害者。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身亡，李时雨失去保护伞，重新入狱。
沈维翰用木棒压腿等酷刑逼供，李时雨坚称对党国和戴笠忠诚。
军统上海法院查无实据，最终以其他罪名判其七年半徒刑。
1949年2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颁布大赦令。
李时雨获释，在友人帮助下抵港。
仅两个月后，他现身北平香山。
4月底，刘少奇接见他，紧握其手说：“你的作用，抵得上三个整编师！”
这句话让李时雨百感交集，十五年潜伏生涯的艰辛终获肯定。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黑龙江人。
1927年考入北平政法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
1934年毕业，受命打入东北军张学良公馆警卫室，收集情报。
1935年转至西安“剿总”四处，收集情报并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后，奉命潜入日伪天津高级法院。
1939年汪伪政权成立，1940年李时雨调任南京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实为中共潜伏人员，任务是打入核心收集情报。
他凭借法学功底和口才，在会议上发言折服众人，引起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注意与信任，成为其“亲信”。
借此身份，他深入汪伪高层，出入机密场所，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1941年，李时雨及时传递日伪军“清剿”新四军的情报，使新四军成功调整部署化解危机。
陈毅评价其情报价值“相当于一个整编师”。
同年，他面临双重任务：转移日军封锁下的电台设备和营救被捕战友冯骥。
他将设备分藏三箱。
利用身份借得高档轿车，巧妙通过日军检查站，成功转移两箱。
运送第三箱时改用三轮车，在“法国桥”遇阻，他果断徒步闯关，心跳如鼓终脱险。
他深夜销毁冯骥档案。
次日书记官报告文件丢失，他佯怒斥责下属，并暗示文件可能毁于日军空袭，书记官无奈认同。
他借检查囚室之机，暗示冯骥坚持无辜立场。
法庭因缺乏证据，加上李时雨暗中运作，冯骥最终获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周佛海掌控上海军权，李时雨任军法处副处长，身处险境。
当中共策划伪军警起义时，形势剧变。
国民党控制上海后，原伪保安队刘铁城部被调离。
李时雨秘密传递情报，使我军在其部署前将其歼灭。
日本投降后，余祥琴以“律师朋友”身份邀李时雨加入军统。
经中共批准，李时雨承担新任务：打入军统内部。
他担任军统上海区二组组长，负责戴笠保卫工作，直接接触核心。
戴笠城府极深。
李时雨保持警惕，探查军统架构，记录内部文件、机密通告及迫害党员名单，秘密传递。
形势突变时，他果断切断联系，隐蔽行踪。
沈维翰无确凿证据仍下令逮捕。
中共紧急通知李时雨撤离至东北，但他未能逃脱。
国民党秘密警察手段残酷。
李时雨最终被捕。
沈维翰率人在地下室严刑逼供。
李时雨忍受酷刑，严守承诺，绝不透露任何共产党信息。
经三个月审讯，国民党无法查明其真实身份，最终以汉奸罪判其七年徒刑。
1949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困难，无力维持监狱，颁布大赦令。
在中共地下组织努力下，李时雨获释。
阳光照在他脸上，他闭目回想十八年前党旗下的誓言。
内心从未改变，忠诚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