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会师”他立大功，关键时刻站错队，后未授衔，一生鲜为人知
1927年，武汉。“你原来的名字何坤，我看就不要用了。”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位刚毅的湖南老乡，沉吟片刻，“你在长辛店待过，晓得工人的苦。我看，就叫‘长工’吧，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打一辈子长工！”自此，何长工这个名字，便伴随了他一生，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此后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 说起何长工，很多老伙计们可能印象不深。但在我党早期，这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仅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青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同在欧洲创建了党组织，更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毅然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很快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干。
有意思的是，我军的第一面军旗，就是他亲手参与设计的。那面红布上书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虽然今天看来有些朴素，但在当时，它第一次让起义的队伍有了属于自己的鲜明标识。这不仅仅是一面旗，更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一份对未来的宣告。光凭这一点，何长工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就非同小可。 然而，这还不是他最大的功劳。1927年底，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但力量单薄，孤立无援。毛主席日夜思虑的，是如何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取得联系。这是一个关乎革命火种能否燎原的头等大事。这个重任，最终落在了何长工的肩上。 他受命出发。那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差事，而是九死一生的冒险。他乔装成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怀揣着关乎两支红色武装命运的绝密任务，一路风餐露宿，从长沙到武汉，再辗转香港、广州，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韶关，他找到了朱德的部队。当朱德得知井冈山已经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并热情邀请他们上山会合时，激动地表示，他们也正在寻找毛泽东！
可以说，没有何长工这次玩命的奔走，两支在黑暗中摸索的红色武装，何时才能汇合，真的不好说。正是他的牵线搭桥，才为次年四月的“朱毛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会师，不仅让井冈山的力量空前壮大，更开创了中国革命“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全新道路。何长工，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此后，他还凭借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成功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让他们真心实意地融入了红军大家庭。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他历任红八军军长等要职，是红军中一位名副其实的高级将领。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他的前途本该一片光明。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一个在关键时刻能立下不世之功的人，也可能在另一个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个时刻，就是1935年的长征途中。毛主席后来对斯诺说，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是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兵强马壮的张国焘野心膨胀，企图争夺最高领导权，坚持南下。
在这个决定红军命运的十字路口，何长工，以及当时的一些高级干部，犯了糊涂。或许是慑于张国焘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或许是对当时复杂的路线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他选择了支持张国焘南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后来的历史证明，南下路线是条死路，而毛主席坚持的北上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尽管何长工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后续的斗争中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但这次“站错队”的经历，无疑给他未来的军事生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几十年后，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坦诚地写道：“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这份坦荡，值得肯定，但犯过的错误，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虽然仍在重要岗位上，但大多是从事抗大教育、后方军事工业等工作。他担任东北军工部部长，为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持，功劳同样巨大，但这毕竟让他远离了一线指挥岗位。一个曾经的红军军长，就此告别了金戈铁马的战场。这或许也是七大时，他未能当选中央委员的原因之一。毛主席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中央委员会不是同乡会，湖南人已经很多了。”这句玩笑背后，恐怕也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总理提名，何长工转入地方，出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从此开始了在另一条战线上的“长征”。他为新中国的石油勘探和工业发展呕心沥血，再次展现了“长工”本色。正因为1955年授衔时他已不在军队任职，所以自然与将星无缘。这也是为什么，这位为“朱毛会师”立下奇功的开国元勋，后来的名声并不响亮，甚至鲜为人知。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不过，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个有功之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上将，每次见到何长工，都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老军长”。因为他心里清楚，当年何长工已是威名赫赫的红军军长时，自己还只是家乡的一个赤卫队队员。这一声“老军长”，饱含的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一位前辈功绩的最高认可。从“长工”这个名字开始，他用一生践行了当初的承诺，只是历史的洪流，让他最终以一种不那么耀眼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