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临终前说：黄克诚是我最好的朋友，对毛主席的感情至死不变
1974年秋，北京301医院。病榻上的彭德怀已经瘦得脱了相，他吃力地抓住侄女彭梅魁的手，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梅魁啊，替我……去看看黄克诚。我那些书，都留给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句嘱托，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彭德怀一生刚烈，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而黄克诚，恰恰是和他争论最多、吵架最凶，甚至被他撤过职的人。为何在生命的尽头，彭德怀心中分量最重的“最好朋友”，偏偏是这位“顶牛”的老战友？这背后，是一种今天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的革命情谊，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君子之交”。
说起来，他们俩的友谊，就是在一场场“争吵”中锻造出来的。黄克诚自己后来也感慨，他和彭总吵了一辈子，但动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彭德怀也说，跟黄克诚吵完就完了，从不计较，彼此讲话随随便便，因为相互依赖。这种关系，在等级森严的军队里，不得不说，是一种特例。一个是大刀阔斧的元帅，一个是外柔内刚的儒将，性格的巨大反差，反而让他们成了最默契的搭档。 他们的缘分始于1930年。当时，黄克诚刚调到彭德怀的红五军。起初，两人交集不多。真正的“相识”，源于黄克诚的一封信。当时，中央命令红五军攻打大城市武汉，黄克诚认为这是冒险，是鸡蛋碰石头。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提反对意见是要担巨大风险的，但他还是顶着压力给彭德怀写了信。彭德怀看完信，心里咯噔一下，他发现这个支队政委跟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更让他欣赏的是黄克诚的骨气，一个共产党员在逆境中不放弃对革命的责任感，这太可贵了。 自此，彭德怀开始格外留意这个有独立见解的下属。没过多久，黄克诚就被提拔为红三军团的师政委，两人共事的日子多了起来，争论自然也多了。1932年攻打赣州，就是一次激烈的交锋。彭德怀是前线总指挥，决心很大。但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反对，认为赣州城防坚固，红军装备差，强攻必然损失惨重。
战斗果然不顺。第一次攻城受挫后，黄克诚马上建议撤围，彭德怀不听。红军又搞了两次坑道爆破，还是没成功，伤亡却在增加。更要命的是，敌人的援军已经悄悄进城。黄克诚急了，再次请求撤围，甚至当面批评彭德怀这是在搞“半立三路线”，话说得非常重。可彭德怀依旧固执。直到一个多月后，部队伤亡惨重，攻城再无希望，彭德怀才下令撤退。试想一下，打了败仗，还被下属当面指责，换作旁人，这梁子恐怕就结下了。但有意思的是，战后总结会上，两人见面，竟和好如初。黄克诚后来说：“争吵也好，和好也好，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这话说得坦荡。 随着了解的加深，彭德怀对黄克诚的信任，已经到了近乎无条件的程度。1935年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事。黄克诚当时因为对革命前途有些忧虑，说了几句“丧气话”，结果被免去了团政委的职务。他找到彭德怀要工作，彭德怀二话不说，让他去当军团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这下可炸了锅。要知道，黄克诚双眼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眼镜在战斗中也打碎了，晚上行军都得靠人牵着。让他去搞侦察，这不是开玩笑吗？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彭德怀只说了一句话：“我信黄克诚！因为他不说假话！”这句话，分量千钧。在彭德怀看来，侦察最重要的不是视力，而是忠诚和实事求是。他相信黄克诚绝不会为了迎合上级而谎报军情。这种信任，超越了生理缺陷，直抵一个人的品格核心。 他们的争论，有时也是一种保护。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彭德怀义愤填膺，打算狠狠反击。他路过黄克诚的旅部时，连夜发电给聂荣臻，要他带兵南下会合，准备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黄克诚看过电报，立刻拦住了彭德怀，严肃地问：“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请示中央怎么行？”彭德怀却说，情况紧急，等请示就晚了，先干了再说！黄克诚的提醒，完全是出于对彭总的爱护，他深知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生怕老领导一时冲动犯下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风云变幻，两人一度音讯隔绝。但那份牵挂，却从未中断。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黄克诚时常梦见彭德怀，梦见他刚直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1966年，他在山西高平抗旱时，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江城子·怀念彭总》：“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字里行间，尽是思念。遗憾的是，彭德怀没能看到这首词。 时光流转到他生命最后的岁月。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剧烈的癌痛折磨着这位钢铁硬汉，但他最关心的，却从来不是自己。他对医生说，如果我的病治不好，就把我解剖了，研究一下病因。在他留下的断断续续的遗言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一生的牵挂。 他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他早年就有的认识，至死未变。他还说：“周总理，我们相识几十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与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