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在那个年代，王承书就是“学霸”这个词的天花板。她爹是晚清的数学家，她自己呢，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生。教授一开始还瞧不上，说女的学不好物理，结果她毕业直接考了第一。后来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嫁给了自己的导师，也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 在美国的时候，她有多牛？她和导师乌伦贝克搞出来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到现在还是物理学界的经典。她的导师不止一次跟人说：“承书接着研究下去，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 当时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妥妥的“顶配”：住豪宅，开轿车，学术上是顶级大牛，儿子都拿了美国国籍。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两口子坐不住了。 “国家都建好了，我们还不回去？” 王承书跟丈夫一商量，打包回国！ 美国人哪能轻易放走这种顶尖人才？找各种借口刁难。说他们带的半导体材料是禁运品，给扣了；又说儿子是美国公民，不能走。王承书是个烈性子，当场就把儿子的美国护照撕了，吼道：“现在他只有中国国籍！” 特工把他们的三百多箱行李翻了个底朝天，想找机密资料，结果啥也没找到。他们不知道，王承书早就把最重要的学术笔记和资料，拆成一份份小包裹，花了七年时间，像蚂蚁搬家一样，陆陆续续全寄回了国内。 回国后，王承书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干她的老本行——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可她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是为国家“救火”来的。 1958年，国家要搞热核聚变，一片空白。46岁的她主动请缨，从零开始啃这个硬骨头。去苏联考察的火车上，她七天七夜没怎么合眼，翻译出了苏联的《雪伍德计划》，后来用“郭臻”这个笔名出版，直接带出了中国第一批搞核聚变的队伍。 这只是第一次“转行”。 真正的“消失”，发生在1960年底。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撂下一句话：“你们的原子弹工厂，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当时负责原子弹工程的钱三强急得火烧眉毛，最关键的“高浓缩铀”提炼技术卡住了脖子。这玩意儿就是原子弹的“心脏”，没它，一切都是空谈。钱三强找到了王承书，开门见山，问她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王承书几乎没有犹豫，只对钱三强说了三个字：“我愿意。” 这一声“我愿意”，背后是与丈夫儿子的生离，是姓名的隐匿，是对前半生所有荣耀的割舍。 就这样，她从北京的家中“蒸发”，来到了戈壁滩深处的兰州504厂。这里，她是全厂唯一的女性高级研究员，同事们都只知道她姓王，叫她“王老师”或“王先生”。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没有超级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计算一个关键数据，她带着团队手摇计算机，算出来的废稿纸，塞满了整整三个大抽屉。戈壁滩的风沙大，她就住在简陋的“干打垒”土房里。想家了，想儿子了，就给北京的丈夫写信，信里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夹着一片戈壁滩上捡来的枯黄叶子。 张文裕也是个搞物理的，他懂。他翻遍了植物图鉴，查到那是戈壁滩上特有的植物，他才明白，妻子还活着，在那个遥远又荒凉的地方。 17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乎是一整个童年和青春。儿子张哲后来回忆，他对母亲最后的印象，就是她穿着裙子，挤上公交车的背影。他甚至一度以为，是妈妈不要这个家了。 直到1977年的秋天。 那天，张哲打开家门，门口站着一个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他愣住了，眼前这个苍老的身影，和他记忆里那个穿着裙子的妈妈，简直判若两人。他呆呆地看了好久，才试探着叫了一声：“妈？” 老太太眼圈一红，点了点头。 27岁的张哲再也控制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冲过去，抱着母亲嚎啕大哭。这哭声里，有17年的思念，有17年的委屈，更有重逢的狂喜。那一年，王承书65岁。 1992年，丈夫张文裕病重去世。临终前，他拉着王承书的手，才知道妻子这几十年到底干了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喃喃地说：“原来你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啊……” 丈夫走了，王承书做了一个决定。她拿出夫妻俩一辈子的积蓄，一共10万块钱。在90年代初，这可是一笔巨款。她把这笔钱，以丈夫张文裕的名义，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有人不解，她自己生活非常节俭，晚年得了眼疾，医生建议用进口药，她都舍不得。她说：“这些钱给没书读的孩子，比我吃药值当。” 这笔钱，在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海拔4500米的雪山脚下，建起了一所“文裕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