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1986年，张艺谋刚完成《老井》的拍摄。他在北影制片厂办公室偶然翻阅莫言小说集《红高粱家族》，被其中《红高粱》和《高粱酒》两部中篇小说深深吸引。 张艺谋敏锐察觉到其独特的粗犷野性美感和情感张力，认定它有极强的电影改编潜力。他随即下定决心，要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 1987年，张艺谋开始筹备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他打听到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立刻前往拜访。张艺谋向莫言直截了当表达了拍摄意愿。 版权费最终定为800元。这笔钱在当时尚未成名的莫言看来是巨款，莫言对电影圈和张艺谋了解不多，但张艺谋的诚意和这笔“天价”打动了他，莫言爽快答应，并允许剧组“随便改动”。 故事聚焦于“爷爷”余占鳌和“奶奶”九儿之间野性与反抗的爱情，还包含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抗日壮举。为增强叙事感，剧本创造性地增加了“孙子”作为旁白者，剧本初定后，选角成为新的难题。张艺谋便立志寻找具有原始生命力和野性气质的新面孔。 刚结束校外拍摄的巩俐返校，听说选角消息后主动申请试镜。当身穿粗布衣的巩俐走进来，张艺谋被那种原始生命力深深震慑，让张艺谋认定她就是“九儿”。 张艺谋立即致电原著作者莫言商议。莫言看着巩俐清瘦的身形，坦言忧虑：“她撑不起九儿的魂。”现场摄影师顾长卫却倾向巩俐的镜头表现力。 巩俐起初对电影兴趣不大。但她被“九儿”敢爱敢恨的角色打动，接受了挑战。张艺谋纠结三日后，最终选择了巩俐，男主角“余占鳌”的寻找更费周折。 他偶然看到刚毕业的姜文。姜文身上那股混不吝的劲儿和蓬勃的男性荷尔蒙，让张艺谋眼前一亮。姜文也被角色吸引，两人一拍即合。 1987年，《红高粱》在高密开机。为求最佳效果，张艺谋赶往山东高密考察外景。莫言笔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景象无处可寻。 当地人种植的旱地高粱稀疏低矮，达不到画面要求。张艺谋决定自己种高粱。他选择故事发生地山东高密县，张艺谋当即划出四万元经费，剧组与当地政府及农民协商签约。 剧组提供种子和部分资金，委托两百位农民重新种植百亩高粱地。剧组承诺收成归农户所有，秋收时按约定价格回收。 当剧组奔赴高密拍摄时，焦黄的高粱杆在风中稀稀拉拉摇摆，完全背离张艺谋要求的“青纱帐般浓密”。原来，得到劳务费的农民为图省事减少了浇水施肥。 张艺谋当场怒摔剧本。经过乡政府协调，调来五吨化肥。张艺谋驻守田间亲自督促追肥。半月后，终于迎来了墨绿翻滚的高粱浪。 影片拍摄过程艰辛，演员和工作人员在简陋条件下工作，姜文在灼热日头下反复扛轿暴晒，肩颈蜕皮混着汗水泥浆。巩俐为演绎野合戏在砂石地翻滚数十遍，脚踝被荆棘割出血痕。莫言每晚修改剧本到深夜。 张艺谋的严苛要求和全剧组的热情支撑着他们。巩俐、姜文在张艺谋调教下，贡献了极具爆发力的表演。影片历时半年多完成。 1988年影片完成制作。同年2月，《红高粱》出征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这部用汗水浇灌的作品在柏林电影节斩获金熊奖，它成为首部捧回世界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荣誉，实现了零的突破。 国际评委盛赞其“喷薄而出的生命力量震撼人心”。影片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和强烈生命意识。它以独特的影像风格、浓烈色彩和震撼故事，征服了评委和观众。 同年10月，《红高粱》在国内公映，引发巨大轰动。观众被影片张扬的生命力、炽热爱情和悲壮抗日故事震撼，它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国内大奖。 《红高粱》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集体崛起。它开创了中国电影全新的美学风格。影片将乡土题材提升到新的高度，《红高粱》成就了张艺谋的国际导演地位。姜文突破了“城市兵”形象的桎梏，也开启了巩俐的影星之路，莫言也用《红高粱》的稿费翻修了老屋。 如今，高密当地仍有2000亩原生红高粱茂盛生长。它们成为当地文旅名片。《红高粱》拍摄原址保存着当年的石碾与酒窖，石壁上深深刻着张艺谋写下的创作笔记。笔记内容是：“高粱染透的不仅是胶片，更是中华血脉的底色。” 《红高粱》作为一部电影，其艺术成就与社会影响深远。它开创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篇章，深刻塑造了相关人物的命运。它所代表的生命力量和文化底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信源：人民网——莫言披露《红高粱》改编电影往事：版权仅800元；中国网三农——1986年，张艺谋筹拍《红高粱》，花800块买莫言作品改编权，花40000元找200位农民种了100亩高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