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还培养出三十多位国内顶尖生物人才。 1977年夏天的上海，纺织厂车间的机床声嗡嗡响，19岁的袁钧瑛蹲在工具箱旁翻复习资料，手背蹭着机油，指甲缝里还留着铁屑，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颗种子，在她心里发了芽。 这姑娘从小没了父亲，跟着母亲挤在弄堂里，白天拧螺丝，夜里点着煤油灯啃课本，没想到真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成了那年上海理科第一名。 四年后，她从两万多个竞争者里杀出来，拿了全国第二，跟着中美联合培养项目去了哈佛，师从后来拿诺贝尔奖的罗伯特·霍维茨。 那时候中国的生物实验室，连个像样的显微镜都少见，试剂得掰着量用； 哈佛的实验室里，先进仪器摆得满满当当，顶尖学者随叫随到。袁钧瑛认准了细胞死亡研究，这方向在国内根本没法做，她留在了美国。 1989年拿到博士学位，国内盼着她回来，可她正在做的程序性坏死研究，需要稳定的经费和高端设备。 刚好麻省理工给了终身教授offer，有独立实验室，还有花不完的科研钱，她没犹豫，留了下来，后来还加了美国国籍。 消息传回上海，有人说她“忘了国家的培养”，她没解释，一头扎进实验室，显微镜底下看细胞，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其实她从来没和国内断了联系。那些年，她悄悄给复旦、浙大的实验室提建议，帮十几个中国学生争取到哈佛深造的机会； 把自己琢磨的研究思路写成课件，寄回国内，后来好多高校的细胞生物学课，都拿这个当参考。 2019年，她的团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浙江大学合作，发现了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罕见炎症病，还找到了治疗方法，患病孩子的发热终于退了。 这研究发在《自然》杂志上，是大陆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第一次联合主导发现新免疫缺陷病，牵头的就是她。那时候她还没全职回国，成果已经落在了国内病人身上。 在美国四十年，她成了哈佛医学院第一位亚裔女性正教授，发了二百多篇论文。 最重要的是推翻了“细胞坏死不可调控”的老说法，提出“程序性坏死”——这个发现给癌症、阿尔茨海默症的新药研发，打开了一扇门。 学界叫她“细胞死亡研究的开拓者”，可很少有人知道，她丈夫早就在国内工作，两人长期分居，她总说“心里像缺了块”。 2010年后，国内科研环境慢慢好了，实验室有了先进设备，经费也充足。袁钧瑛开始频繁往返中美，筹备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 2020年，62岁的她彻底告别哈佛，回了上海，把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都投进了实验室建设。 有人说她“老了才落叶归根”，可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比年轻时还拼，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组建团队、开新课题，主攻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 她带学生特别严，从实验操作到论文写作，都要亲自盯着。 现在国内生物学领域近三十个顶级人才，都是她教出来的，其中一半本来要接海外offer，被她劝留在了国内。 2023年，她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这份荣誉不是给她“归侨”的安慰，是她这些年论文、人才、新药研发的实在成绩。 她的程序性坏死抑制剂，现在已经进临床试验了，未来可能帮到很多病人。 争议从来没断过，有人说她美国国籍“没归属感”，有人说她“两边投机”。 可这些都不如成果实在：她发的论文被全球同行引用，培养的学生在国内撑起了科研半边天，找到的罕见病治疗方法，让患病孩子能正常上学了。 袁钧瑛的人生，不是“背叛”或者“回归”能概括的。 她年轻时在海外把科研的根扎深，老了回来把果子结在国内。 就像当年她丈夫回国搭平台，她去海外突破技术瓶颈，这种接力，才是科研进步的样子。 现在的她，还是每天泡在实验室，看着学生做实验，偶尔摸摸桌上的老照片，那是1977年在车间里复习的自己。 有人问她后悔没早点回来，她只说：“每个阶段做好该做的事，现在能把积累的东西教给年轻人，就够了。” 科研从来不分国界，人才也不是非此即彼。 她用一辈子证明，不管走多远，初心都是把事做好，帮着国家往前跑。 现在的袁钧瑛，还在等着下一个能帮到病人的发现，这就是一个科研人的本分，也是最动人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