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汉奸李香兰将被执行枪决，谁料，临刑前她突然解开胸口扣子，从胸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法官看后惊出一身冷汗，直接将她无罪释放。 李香兰，本名叫山口淑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她父母都是日本人，但她爷爷那辈儿就搬到中国东北的灯塔市扎根了。她爸是个汉学迷，所以这姑娘从小就在中国文化里泡大，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读的是中国书。可她骨子里，流淌的还是日本人的血。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就像一个隐形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烽火连天，李香兰可能就会像无数普通在华日本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但战争把她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她家其实也挺倒霉的。她爸曾经因为被怀疑有“非分之想”被日本宪兵队带走过，家里一度风声鹤唳。后来，一家几口为了躲避麻烦，搬到了沈阳。 在沈阳，她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柳芭。俩人都是异乡人，很快成了朋友。柳芭家境不错，还在苏联领事馆工作，这个身份背景，后来对李香兰至关重要。 也是在沈阳，她遇到了她后来的“干爹”——奉天银行的经理李际春。这人给了她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这名字一改，仿佛也预示着她从此要和中国的命运缠绕在一起。 那时候她身体不好，得了肺病。为了让她恢复元气，她爸让她学唱歌。柳芭给她找了个老师，叫波多列索夫夫人，是个女高音歌唱家。李香兰开始练声那会儿，嗓子没开，特别害羞。但柳芭鼓励她：“你怕什么，唱吧！” 从此，唱歌成了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自己后来也说，不唱歌的日子，总觉得缺点什么。 后来，李香兰被一个叫“满洲映画协会”的机构看中。这个协会是日本人为了宣传侵略思想、美化殖民统治而成立的。他们需要会说中文、会唱歌、长得又好看的年轻人。李香兰无疑是最佳人选。她的歌声很美，人也很红，但她自己可能都没彻底明白，她已经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文化工具。 老百姓看她的电影，听她的歌，心里肯定五味杂陈。一方面，她的歌声确实动听，但另一方面，她所代表的，却是让他们家破人亡的侵略者。街头巷尾，关于她“汉奸”的传言越来越多，很多人私下里骂她，却也只能关上门骂。那个年代，敢怒不敢言是常态。 她自己也不是没有察觉到这种异样。台下观众复杂的目光，身边工作人员若有似无的疏离，都让她如坐针毡。她尝试过挣脱，1944年，她悄然离开了“满映”，想给自己喘口气。但那时的她，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沸腾了。欢腾过后，就是清算。李香兰，作为“文化汉奸”的代表人物，自然首当其冲。她在上海开个人演唱会，唱完没多久，就被捕了。 审讯期间，她坦白了自己的经历，也承认自己“年幼无知”，被利用了。但当时的中国，民怨沸腾，根本听不进去这些。一审判决：死刑！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李香兰必死无疑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她的朋友柳芭。 柳芭在苏联领事馆工作，她深知李香兰的真实身份，也知道这份身份证明能够救她一命。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找到了李香兰的父母，从他们那里拿到了能够证明李香兰是日本国籍的身份文件。 柳芭把那张纸藏在一个小时候的布娃娃里，然后偷偷带进监狱。李香兰拿到这张纸的时候，心情估计像坐过山车一样。她把这张泛黄的纸条贴身藏好，睡觉都不敢松手。 行刑当天，就在刽子手举起枪的那一刻，她才掏出了这张纸，用日语大喊：“我是日本人！” 法官接过那张纸，仔细一看，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香兰的日本国籍信息。根据当时的法律，中国法庭无权审判日本籍人士。这意味着，李香兰不能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 全场哗然。围观的群众气炸了，刚才还骂骂咧咧的人，这会儿都傻眼了。李香兰当场痛哭流涕，几次三番鞠躬道歉。但这些，都无法抹去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以及那段屈辱的历史。 最终，李香兰被无罪释放，并被遣返回日本。 1946年，李香兰离开上海的那天，码头上挤满了愤怒的群众，他们用烂菜叶、臭鸡蛋砸她，谩骂声不绝于耳。 回到日本后，她恢复了山口淑子的身份，继续当演员，还去过好莱坞和百老汇。后来她甚至从政，成为日本参议员，晚年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呼吁和平。她公开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说那是对中国人的伤害。 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她的争议。有人说她身不由己，只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有人认为，她主动出演那些美化侵略的电影，洗不掉“汉奸”的烙印。 李香兰自己也说不清，她到底算有罪还是无罪。她的一生，是被两种文化、两种势力撕扯的缩影。她有悔意，但她的行动又常常让人觉得矛盾。 她去世于2014年，享年94岁。中国方面对她的去世表达了惋惜，肯定了她在“特殊历史阶段下”的作用。但在日本社会，她更多地被视为一代明星，而不是那个曾经在历史风暴眼中挣扎的山口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