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近现代知名画家，曾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创下的艺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年轻时的他，却很难和后来的大师形象联系起来，不仅犯下欺师灭祖的罪名，还被列入周总理主持的《新华日报》文化汉奸名录！ 刘海粟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刘家凤曾参与太平天国起义，家境虽渐趋清寒，却为他提供了初步启蒙。幼年时，他跟随私塾先生习字练画，十三岁便到苏州染坊当学徒，接触颜料与布景技法，这段经历奠定了他对色彩的敏感。1910年，他移居上海，进入周湘创办的春阳画塾求学。周湘是布景画专家，塾中教授西洋透视与国画基础，刘海粟勤于临摹，短短几个月便显露天赋。但这段师徒关系很快因经济纠纷破裂，刘海粟借钱办学未还，被周湘除名。此事虽小，却埋下日后恩怨的种子。刘海粟的早年求索，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艺术家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在贫困中摸索，却也易生冲突。 1912年11月23日，年仅16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张聿光等人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所学校首开男女同校先河，还引入人体模特写生，打破传统束缚。蔡元培亲笔题词支持，使其迅速成名。刘海粟担任校长，推行中西合璧教学，学生达数百人。他强调写实训练，组织多次展览，推动油画本土化。这些举措虽遭保守派攻击，称其为“艺术叛徒”，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刘海粟的办学理念源于对西方艺术的向往，他多次游历欧洲，吸收印象派光影技法，回国后融入国画泼墨，形成独特风格。他的美专培养出徐悲鸿等人才，却也因管理松散而招致批评，如资金挪用与师资不稳。这些早期成就奠定了他教育家的地位，却也暴露了性格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在资源匮乏的时代，这种特质既是动力，亦是隐患。 刘海粟与恩师周湘的恩怨，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页。周湘创办春阳画塾，专攻布景画，刘海粟初入塾时表现勤恳，但创办美专后频繁借贷周湘资金，用于扩校。周湘追讨无果，将其除名。刘海粟心生怨恨，雇佣闲汉砸毁画塾，周湘在冲突中受伤严重，肋骨折断，精神受创。更严重的是，刘海粟涉嫌侵犯周家女眷，包括丫鬟孙姝与师母孙静安。孙姝多次怀孕后流产，孙静安则遭受多次侵害。这些指控出自周湘后人周传的揭露，周湘于1933年焚毁画作后自杀，孙静安晚年贫困潦倒，1961年饿死。刘海粟从未公开回应，此事虽有争议，但多方记载一致，显示出他年轻时道德底线低下。这种“欺师灭祖”行为，不仅毁掉师门，也让他在画坛留下永久污点。它提醒人们，艺术天才往往人性复杂，早年冲动可酿成终身遗憾。 抗战时期，刘海粟的行踪进一步加深争议。上海沦陷后，美专未停课，他继续办学，甚至接受伪政权职位。1942年，新加坡陷落后，他乘日军飞机返沪，继续教学活动。1945年8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文化汉奸名录”，由周恩来主持，该名单第六位即刘海粟，指其公然称颂日本“王道乐土”，附和侵略者言论。此名单虽基于读者提供资料，却被视为有力证据。刘海粟否认汉奸身份，称系误传，但徐悲鸿等同行据此公开抨击，认为其在沦陷区投机取巧。刘海粟的抗战记录缺乏正面贡献记录，反而多为消极适应，这与他后来的官方荣誉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民族危亡之际，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抵抗或隐居，刘海粟的做法虽未直接通敌，却显示出机会主义的一面。这种双重标准，在历史评价中常引发争论，凸显个人选择对声誉的影响。 战后，刘海粟辗转重庆、南京，参与新中国美术建设。1957年，南京艺术学院成立，他任院长，推动学科改革，设立硕士点，培养大批人才。他强调泼墨泼彩技法，融合中西，创作出《庐山图》等巨作。1960年代，他遭划为右派，十年沉寂期反而磨砺画艺，线条更趋狂放。1979年平反后，他重返画坛，游历欧洲，获剑桥大学和意大利艺术奖。1980年代，他出版多部画论，指导后辈，南京艺术学院在他领导下成为全国重镇。刘海粟一生创作数千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书法，风格从工笔到抽象，影响深远。他的晚年虽获政协常委等荣誉，但早期污点始终如影随形。这段历程显示，艺术生涯往往曲折，外部环境与个人修养交织，成就与争议并存。 刘海粟的争议不止于个人恩怨，还涉及画坛派系斗争。徐悲鸿曾公开斥其学校为“野鸡大学”，画技“流氓西渡”，源于周湘惨剧的传闻。鲁迅也批评其画展“自我包办”，国画贫乏。这些攻击虽带情绪，却反映出刘海粟社交手腕强于画艺深厚，早年忙于名利，基础不固。陈传席等画评家指其故事多版本，如营救傅雷、撮合徐志摩婚姻，疑为自吹自擂。刘海粟的泼彩晚作风虽创新，却被批“放纵不成体统”。这些评价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指出其人格缺陷影响艺术判断。在当代语境下，刘海粟代表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性：一方面推动革新，另一方面易陷道德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