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瞒着妻子朱安，与女学生许广平同居怀孕。谁知，鲁迅母亲劝说：“留着吧，好歹是周家的血脉。”后来，许广平却因鲁迅的一句话，甘心做他背后的女人。 说起来，1927年鲁迅搬到上海，这事他自己也没太想明白。广州的动荡像根扎在心里的刺，北上的火车哐当哐当响，他却在中途改了主意——没回北京的四合院，反而在虹口租了栋老房子，煤炉的烟味混着旧书的霉味，在廊下打着转。 许广平是跟着火车尾追来的。这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女学生，提着个藤箱站在门口时，辫子上还沾着南方的潮气。她成了“抄手”，每天伏在八仙桌上辨认鲁迅潦草的草书，笔尖划过纸页沙沙响，像蚕食桑叶。 变故发生在一个梅雨天。许广平抄到“救救孩子”那句时，忽然把笔一搁，指尖掐着稿纸边缘：“先生，我好像……”鲁迅正对着窗外出神，雨丝打在玻璃上，晕开一片模糊。他嗯了一声，半晌才转头：“明天去趟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鲁迅在医院楼下蹲了很久。秋风卷着梧桐叶扫过鞋面，他摸出烟盒，空的，又摸，摸出皱巴巴的一角钱，买了包“老刀”。烟雾里，他看见许广平站在二楼窗口，白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身上。上楼时，他说：“生下来吧。” 北京的朱安是从汇款单上看出端倪的。以往鲁迅的信会夹着几句“安好勿念”，那年冬天却只剩三个字：“款已汇。”她托周作人去问，回信轻飘飘的：“大哥近来事忙。”鲁瑞老太太端着参汤进房，看她对着镜子发呆，只说：“老大心里有数。”镜子里，朱安的鬓角新添了几根白发。 上海的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没拜堂，没扯证，邻居问起，鲁迅指着在厨房炖汤的许广平：“请的帮手，住得近。”他第一次炖鸡汤，把盐罐当成糖罐，许广平喝了一口，噗嗤笑出声。鲁迅板着脸抢过碗：“笑什么？有营养就行。”汤里漂着几粒没化的盐粒，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1929年秋，海婴出生。鲁迅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手指不敢碰那皱巴巴的小脸，只反复念叨：“上海的海，婴儿的婴。”许广平坐月子时，他把客人都拦在楼下，说话声压得像蚊子叫；有朋友送红蛋，他揣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家，生怕凉了。 朱安终究还是知道了。那天她收到周作人媳妇送来的信，拆开看了两行，慢慢把那件连夜绣好的小棉袄叠起来——针脚歪歪扭扭，是她练了半个月的成果——塞进樟木箱底。“我针线活不好，他从小就嫌。”她对着空屋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许广平后来真的“藏”起来了。左联开会她不去，女师大校友找她她推辞，整日守着海婴和一屋子书。鲁迅烟瘾大，她就每天只给一包，多一根都锁起来。“你答应过海婴，要陪他长大的。”这话比任何劝说都管用，鲁迅当晚就把烟缸收进了抽屉。 1936年鲁迅走的时候，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长得像流水账。许广平的名字夹在中间，有人想把她往前拉，她摆摆手：“站这儿看得清。”她给朱安写信，说书稿她来整理，版税按月寄；朱安回信，只有一张小纸条，毛笔字歪歪扭扭：“辛苦你了。” 解放后有学者去采访，问她当年图什么。许广平正给窗台上的仙人掌浇水，水珠顺着刺尖往下滴。“想那么多干什么？日子总得往下过。”学者追问：“您觉得自己牺牲了吗？”她转过身，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好好的，吃饭睡觉，养孩子，整理书稿——牺牲什么了？” 朱安晚年贫病交加，听说她要卖书换粮，许广平连夜托人带话：“书我来想办法，您别动。”又悄悄把汇款从二十块加到四十块。朱安原封不动退回来，附了张字条：“够用。”那笔钱在邮局躺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周作人取了，按月给她送去。 其实哪有什么绝对的对错。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过：“我不是不感激朱安，但感激是一回事，过日子是另一回事。”这话或许自私，却也实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心里装着家国，脚下却踩着传统的泥沼，想飞，又被线牵着。 朱安不闹，不是愚笨，是她知道在“周家媳妇”这个身份之外，自己什么都不是；许广平不争名分，不是软弱，是她明白爱情有时藏在烟火里，比红本本更实在；鲁迅不离婚，不是虚伪，是他被“长子”“孝子”的枷锁捆着，动弹不得。 就像许广平整理鲁迅手稿时说的：“他写的时候讲究，我整理的时候不能马虎。”这话听着像个手艺人对活计的执着，倒比“爱”或“牺牲”更有分量。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与其分个谁对谁错，不如想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围城里，挑着最不坏的路往前走——这或许，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