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赵兴兰被捕，一个伪军给他送饭时，突然敲了敲碗底，还说要救他出去，赵兴兰说出了暗号，谁知伪军却一脸茫然！ 1942年的淮北，日军“清乡”的铁蹄踏碎了田埂，泗洪县城的监狱墙皮剥落，风穿过铁窗时总带着铁锈味。赵兴兰靠在潮湿的墙角，粗布囚衣下的鞭伤还在渗血——三天前吞下的蜡丸情报，棱角硌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送饭的伪军总在放下破碗时，让指尖在碗沿多停留半秒，像在弹掉一粒不存在的饭粒。 “饭来了。”伪军的声音没什么起伏，铁碗砸在地上发出闷响。赵兴兰拨开发霉的米饭，碗底贴着张揉皱的纸条：“救你出去。”他的心猛地一跳，指甲掐进掌心——这是陷阱，还是绝境里的光？敌人为撬开他的嘴，辣椒水、老虎凳都用上了，他只咬死自己是“跑单帮的生意人”，此刻却被这张纸条搅乱了呼吸。 第二天同一时间，伪军又来了。赵兴兰盯着对方军帽下露出的半张脸，那上面有道浅浅的刀疤。他压低声音，用暗号试探：“姥姥几亩地？”按规矩，接头人该立刻答“一亩三分地”。可伪军只是眨了眨眼，像听了句胡话，转身时军靴在地上蹭出沙沙声。赵兴兰的手凉了——暗号对不上，这果然是敌人的圈套，想引他暴露更多同志。 接下来两天，他不再看碗底，任米饭馊掉。直到第三天清晨，伪军把碗塞进牢房，纸条又出现了：“明日押解徐州，半路听秘书长邵小平安排。”赵兴兰懵了。一个连基础暗号都不懂的“同志”，怎么会知道押解行程？甚至点出伪徐州宪兵队秘书长邵小平的名字——那可是汉奸堆里出了名的“狠角色”。 难道不同系统的地下工作者，真的像两条永不相交的线？他忽然想起入党时上级说的话：“单线联系，就是把命交给彼此，却不必知道对方的名字。”或许，这个伪军和自己分属不同情报网，暗号体系本就不同。赌一把？反正蜡丸里的情报不能跟着他烂在肚子里。 第四天一早，穿绸衫的邵小平果然出现在牢房外，身后跟着几个挎枪的日本兵。他挥挥手支开看守，嘴唇几乎碰到赵兴兰的耳朵：“到了卞塘河，往水里跳，别回头。”赵兴兰被押上车时，看见邵小平冲茶摊方向使了个眼色，摊主正用抹布擦着不存在的污渍。 车在卞塘河边停下，邵小平让日本兵去喝茶。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赵兴兰纵身跃入河里。冰冷的河水呛进肺里，他却听见芦苇丛传来桨声——一条小船像箭一样划来，有人抓住他的胳膊往船上拖。岸上突然响起枪声，邵小平对着水面“砰砰”射击，一包动物血在水里散开，染红了半条河。 后来赵兴兰才知道，那个送饭的伪军叫王二柱，是农会悄悄派进去的；邵小平早在1938年就潜伏进伪政府，代号“渔夫”。他们从没见过面，不知道彼此的暗号，却在“救同志”这个目标里成了战友。 有些暗号刻在纸上，有些暗号长在心里。就像卞塘河的水，看似各流各的，最终却会汇入同一片海。那碗底的轻响，枪声里的默契，不就是信仰在黑暗里搭起的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