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养了33个家妓，68岁时，不幸感染风疾。他看着如花似玉的家妓说道：“我已经年老，你们都嫁人去吧！”不料，一个叫樊素的女孩当即跪倒，哭着请求白居易留下他。 开成五年，洛阳正是春天，但白居易的身体已经难以承受这样的时节，曾经经常在宴席上举杯听歌、被称为 “诗魔” 的他，此时只能半瘫在履道里的家中。 这场突然袭来的风疾，让他半边身子失去了知觉，原本能走遍江南山水的腿也肿得厉害，他吃饭需要别人喂食，以前喜欢的美酒现在也不能再喝，身边那些唱歌跳舞的家妓们，在他眼中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开成五年，是公元840年。六十八岁的白居易，真正感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暮年压力。曾经，他是洛阳城里最潇洒的退休官员，诗酒会友，歌舞升平。他家里养过不少家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樊素和小蛮。樊素歌喉动人，小蛮舞姿曼妙，白居易为她们写下“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句子，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那时候，蓄养家妓是唐代士大夫间的寻常事，算是一种风雅，也是地位的体现。 可一场风疾，把所有的风雅都击碎了。半身麻痹，行动不便，让白居易从风流才子变成了需要人寸步不离照料的病翁。更现实的是，他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退休后俸禄减少了，维持一个拥有众多家妓的庞大家庭，日渐力不从心。他看着眼前这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子，二十多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比如樊素，当时也就二十出头。让她们把大好的年华耗费在伺候一个衰病老翁身上，于情于理，白居易都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与愧疚。 于是，他下了决心，要把家妓们都遣散，让她们各自去寻找新的生活归宿，该嫁人的嫁人。他还决定卖掉那匹跟随自己多年的好马。这一举一动，不仅仅是节省开支，更像是一个老人在对自己的过往生活进行一场彻底的清算。 消息传出，最难舍难分的，就是樊素。这个姑娘跟了白居易十年，主仆之间有了远超寻常的深厚感情。她跪在白居易面前，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说的一番话，被白居易记录了下来，至今读来仍能触动人心。 樊素哭着说：“主人骑这匹马五年了，它走得平稳，从不惊逸。我侍奉主人十年，起居照料，不敢有失。现在我容貌虽不算出众，但也未至衰老；马匹的力气也还强壮。马的力量，还能替您代步；我的歌声，也能为您劝酒。就这样让我们双双离开，一去不回。所以我要走了，言辞恳切悲伤；马要走了，嘶鸣也显得哀伤。这是人和马的感情，难道主人您就独独没有感情吗？” 这番话，哪里像是一个普通家妓说的，分明透着一股知书达理的真情与依恋。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不舍，更巧妙地将自己的命运与那匹同样忠诚的马联系在一起，质问之中满是挽留之情。白居易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他本就多情，面对如此情景，遣散的决心瞬间动摇。他写了一首《不能忘情吟》，在序里记录了这件事，诗里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返闺。” 意思是让马别叫了，樊素也别哭了，都留下来吧。他甚至自我宽慰地说，我虽然老病，但还没到项羽在乌江边告别虞姬的地步，何必急着一天之内就舍弃我的‘乌骓马’和‘虞姬’呢。 最终，樊素暂时留了下来。但白居易内心的矛盾并未消除。他明白，一时的情感挽留，改变不了现实的残酷。自己风烛残年，而樊素的未来还长。强留她在身边，究竟是爱她，还是害她？这种“不能忘情”的纠结，缠绕了白居易很久。直到他七十岁那年，再次因为衰老和贫困，下定决心让樊素离开。 樊素走后，白居易的思念反而与日俱增。春天花开，他会想起樊素；宴席散场，他更感到孤独。他在《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中写道：“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 他觉得自己的病是甩不掉了，而生命的春天，已经随着樊素的离去一同消逝了。那种空荡荡的寂寞，浸透在字里行间。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公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用现代的眼光看，家妓制度无疑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物化，她们是依附于主人的“性奴隶”，缺乏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白居易作为士大夫，享受并维持着这种制度，这是他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后世也有学者批评他“恬不知耻”。 但具体到白居易和樊素的故事，又展现出了制度之下复杂的人性微光。白居易没有把家妓纯粹当作玩物，至少在情感上，他与樊素之间有真实的依赖与不舍。他最终的遣散，尽管有经济考量，但也确实包含着为对方未来着想的一份善意——他不愿让樊素的大好青春被自己这个老病之躯完全拖垮。而樊素的哭诉，也让我们看到，即便在不对等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也可能产生真挚的、超越阶层的情感联结。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残酷中夹杂着温情，功利下隐藏着无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洛阳网旗下《洛阳晚报》在《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与月》一文中，援引白居易诗作，详细讲述了其晚年因老病遣散家妓樊素，以及事后深切思念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