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在西方国家有关机构的资助下，慢慢的在演变我们的国家，因为西方知道用武力、颜色革命对付我们肯定行不通，那只有通过资助这样一群人用20年、30年逐步演变，希望国家真的要特别重视了，特别是“教育不能动、法律不能动、宣传不能动”这三样必须零容忍。 你站在城市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一片繁荣安定。但有没有想过，有些没有硝烟的较量，可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种较量，不像过去的战争那样炮火连天，它更像一种“慢性手术”，目标直指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与未来根基。 这种“演变”策略，并非凭空想象，它有一套成熟的国际背景和理论包装。回顾二战后历史，一些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就常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最初的援助或许着眼于经济，但很快，“民主化”、“良治”、“人权”等政治条件就成为附加条款。有观点指出，这背后的逻辑是，当直接的军事干预代价高昂且收效不佳时，通过长期、系统的资金支持、理念输送和人才培养，从内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舆论环境，被视作一种更“高明”的手段。他们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发展合作的实验场”，推行一套固定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要动摇你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为什么说“教育、法律、宣传”这三样是绝不能动的命门？因为这三者共同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头脑、骨架和声音。 先看教育。教育的主权，关乎一个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回望百年历程，中国教育立法的一条清晰主线，就是确立和捍卫教育主权。从20世纪初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到革命根据地时期政府主导教育、编写教材，其核心都是要确保教育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教育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传递知识，更塑造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如果教材里、课堂上的话语体系被悄然置换，如果我们的青年不再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那未来由谁来守护这个国家？因此，守护教育阵地，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思想基因”。 再看法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一个独立自主的法治体系，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有学者在探讨教育领域的问题时就曾指出，单纯提“依法治教”可能已不够，需要向更深层的“教育法治化”迈进。这启示我们，法律不能只是被动管理的工具，更应成为主动捍卫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固屏障。法治建设必须坚持自主性，法律的制定与解释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法律体系被渗透、被干扰，失去其应有的独立和权威，那么社会公平的底线将被侵蚀，稳定的根基也会动摇。 然后是宣传（或者说更广义的思想文化阵地）。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叙事权、话语权和形象定义权。每天我们接收的信息、讨论的热点、流行的文化，都在无形中构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坚守，不去用生动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的理念，那么别人的叙事就会填补进来。久而久之，人们会不自觉地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切，文化自信将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在开放交流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值得深思的是，西方的这种“演变”策略，在其传统的国际发展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深刻的“发展悖论”。有研究指出，那种附带严苛政治条件、试图“替代”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的援助，往往难以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可能让受援国陷入依赖，丧失政策空间。这反过来印证了，任何脱离一国实际、强加于人的模式，最终都难以成功。 面对这种长期而复杂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警觉，更是一种清醒的自信和积极的作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观，强调的正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种立足于自身国情、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本身就是对“演变”图谋最有力的回应。 警惕“演变”，不是要封闭排外。恰恰相反，是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保持一份清醒的辨识力。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教育不被扭曲的价值观渗透，保护我们的法律不被别有用心的解读绑架，保护我们的宣传文化阵地不被无形的攻心战瓦解。这是一场关乎灵魂与未来的坚守，需要国家的重视，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清醒认知和自觉参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媒体报道信源： 本文中关于西方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特点及其影响的论述，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在《社科院专刊》发表的《国际发展合作变迁及中国贡献》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