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志愿军撤军前，黄继光弟弟当逃兵被抓回，他含泪承认：黄继光是我哥。 1958年，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从朝鲜撤回来，队伍在山谷里往南走。 有人发现，队伍尾巴上那个四川小伙总往后看，走两步就停一下，像心里有根绳子拽着。他叫黄继恕，有战士笑他，说你这么磨蹭，像当逃兵一样，小心被抓回去交班长。 他脸一下就红了，憋出一句：“黄继光是我哥。”周围安静下来，风都好像慢了一拍。 这个名字，在朝鲜战场算是“谁都听过”。 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阵地打得天昏地暗，黄继光在597.9高地前趴在地上，一点点往敌人的火力点挪。 对面修了个简易碉堡，里面两挺机枪，看着不起眼，火力却死死压着山坡。 我军前面冲上去的六连，在十五日至十六日两天时间里全连牺牲；四连顶上去，又硬扛了两天，也基本打光；到了二十日，九连再上，结果同样凶险。 营里连着鏖战四天四夜，第五个晚上接到命令，天亮前必须把597.9夺回来。 那一段，战友回忆说，子弹像暴雨，从山头一层一层扫下来。 黄继光原本是通信员，平时就爱往战壕最前沿跑，送命令，分弹药，抬木料，见哪儿缺人手就往哪儿钻。 几次突击下来，突击组已经伤亡惨重，有人刚冲出壕沟就被打翻。 指挥员明白，只要那个火力点不拔掉，高地就是一道坎，谁去冒这一回头命，人人心里都清楚。 黄继光站了出来，跟领导说，把爆破任务交给他。 夜色里，他和战士贴着地面往前摸，越靠近，身上挨的火力越重。 等他接近到只能听见机枪咆哮的距离，爆破还没完全展开，人已经多处中弹。他忽然张开双臂，把全身的力量往前一扑，整个人朝喷火的枪口压过去。后面的人只看见火光猛地一顿，机枪声音短暂一滞，就往前冲。 连长事后把他从机枪上抱下来，发现前胸到后背已经被打穿，拳头能直接穿过去。 指导员后来提起那件血衣，说上面一共七处重伤，还有一个像蜂窝一样、拳头大的弹洞。给他清洗遗体的护士王清珍，只记得胸口到后背全是血，后脊梁骨都打穿了，血流干了，人像是被钉在那一刻。 战斗没停，连长就在他倒下的地方挖了个小坑，简单盖上。 三天后阵地稍微稳住一些，战友们把那一小块土刨开，人还是扑着堡的姿势，胳膊张着，脸朝着敌人方向，像还要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翻几年，镜头就回到他家那个土院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线消息一段一段往乡下传。中朝军队后面陆续打了五次战役，歼敌二十三万余人，把战线推回三八线附近。 1951年3月，刚满二十岁的黄继光在乡里报名参军，左邻右舍都说，这娃心眼直。 家里拿不出什么体面的行李，他临走从自己贴身物件里翻出一块手帕，上面写着“可爱祖国”，折得方方正正，塞到母亲手里，说想他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眼。 这块手帕后来成了母亲手里唯一的遗物。 1952年4月，他在朝鲜前线找了个空档，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一句话，说得不花哨。那封信寄出五个多月，上甘岭战役成了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高地、阵地、火力点，都咬在这几个字上。 牺牲消息传回老家，邓芳芝听完，人先是一晃，眼泪止不住。 可在乡亲面前，她咬着牙说：“我的儿子黄继光，他打仗很勇敢，狠狠地打击美帝国主义。他是我亲生的儿子，也是全国人民的好儿女，全国人民纪念他。”这几句话一边是疼，一边是把儿子往外推。没过多久，她又把小儿子黄继恕送上朝鲜战场。 一个家，两兄弟，都往火线上送，在当时的志愿军队伍里，并不稀奇。 抗美援朝战争里，一共有十九万七千多名志愿军，把命留在那片土地上。有的人像黄继光，被写进课本，被做进节目，从“最可爱的人”这几个字里走出来。 黄继恕从朝鲜带回来的，是一捧上甘岭的泥。 那天，队伍快到村口时，远远就看见邓芳芝站在路边，人还没走近，手已经先伸出来，去接儿子怀里裹得紧紧的布包。 她把那包泥土紧紧搂在怀里，抱回院子，在院子中间栽下一棵梨树，把黄土一点点撒在树旁。 梨花每年都开，开得干干净净。 树下那层土，和当年597.9高地前的泥，是同一块地里的东西。对这个家来说，大儿子从那天起算是“回家”了，只是再也不会推门进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