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农民朱海清在地里干农活，村长气喘吁吁跑来：“别干了，快回去，你家来了个大官！ 朱海清正弓着腰给水稻薅草，裤脚卷到膝盖，沾满了泥浆，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砸在龟裂的田埂上。听到村长的话，他直起身愣了愣，手里的薅草刀差点掉在地里。“大官？俺家能有啥大官来？”他挠了挠头，满脸疑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除了牺牲的弟弟当年当过兵，从没跟“大官”打过交道。村长拽着他的胳膊就往村里跑，“别问了！穿中山装、戴老花镜，还带着警卫员，看着就来头不小，指名要找你朱海清！” 一路小跑着往家赶，朱海清心里七上八下。1988年的村子还没通水泥路，土路坑坑洼洼，他踩着泥泞的路面，脑子里乱糟糟的：是弟弟的事有眉目了？还是家里欠的农业税没交清？他的弟弟朱海明1947年跟着部队南下，之后就没了音讯，只收到过一封“失踪”的通知，母亲临终前还攥着弟弟的旧照片，念叨着“明儿肯定还活着”。 到了家门口，朱海清一眼就看到土坯房门口站着两位陌生人。为首的老人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捧着一个褪色的布包，眼神温和却带着几分凝重。看到朱海清回来，老人主动上前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朱海清胳膊一麻——这是常年握枪、干活才有的手。“你是海清同志吧？我叫李建国，当年和你弟弟海明在一个连队并肩作战。” 朱海清的心脏猛地一缩，眼圈瞬间红了。他把老人让进屋里，屋里陈设简单，土炕上铺着粗布褥子，墙角堆着晒干的玉米，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口掉漆的木箱。老人坐下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拿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和一张盖着红章的证书。“1948年淮海战役，你弟弟为了掩护战友炸掉敌人碉堡，壮烈牺牲了。”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战况混乱，部队转移时没能及时登记，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直到去年民政部开展烈士信息核查，才终于有了线索。” 日记本的扉页上，是弟弟熟悉的字迹：“哥，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回家帮你种地，让娘过上好日子。”朱海清颤抖着翻开，里面记录着弟弟参军后的点点滴滴，有训练的艰苦，有对家人的思念，最后一页的字迹潦草却坚定：“任务在前，生死无畏。”老人指着证书说：“根据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经民政部批准，正式追认海明同志为革命烈士，这是《革命烈士证明书》，还有一次性抚恤金，是国家对烈士家属的心意。” 朱海清捧着证书，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这些年，他一边种地拉扯孩子，一边默默打听弟弟的消息，村里有人说弟弟当了逃兵，有人说他牺牲了，可没有任何凭证。1988年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才397元，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可他从没想过放弃寻找真相。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想起弟弟离家时青涩的笑脸，积压了四十年的思念和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围观的村民渐渐多了起来，有人低声议论：“原来海明是烈士啊，真是可惜了”“国家没忘了英雄，这才是该有的样子”。村长感慨道：“当年海明走的时候才十八岁，要不是李首长来，咱们还不知道他是这么英勇的人。”李建国站起身，看着墙上挂着的旧相框，里面有朱海明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海明是个好战士，冲锋时永远冲在最前面，牺牲时才二十岁。”他顿了顿，补充道，“1988年国家正在全面核查烈士信息，就是要让每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都能名留青史，让烈士家属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抚恤。” 朱海清把烈士证书小心翼翼地放进木箱，又把抚恤金叠好收起来。他知道，这笔钱不仅是国家的关怀，更是弟弟用生命换来的荣誉。那天晚上，他炒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陪着李建国聊到深夜。老人说起当年的战斗经历，说起弟弟如何机智地完成任务，朱海清听得入了神，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调皮却勇敢的弟弟。 1988年的夏天，阳光格外炽热，朱海清的心里却暖烘烘的。他没想到，时隔四十年，国家还能找到弟弟的下落，还能给弟弟一个公正的名分。那些像弟弟一样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或许还有很多没能被铭记，但国家从未忘记他们。朱海清把烈士证书挂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每当有人问起，他都会骄傲地说：“俺弟弟是革命烈士，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 英雄从不会被遗忘，哪怕时隔多年，哪怕历经风雨，国家和人民总会记得他们的付出。1988年的这次相遇，不仅圆了朱海清一家的心愿，更让我们看到，对英雄的尊崇、对烈士的缅怀，始终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